薛永年谈古代的画派

古代的画派，大略有两种，一种是艺术传派，另一种是地域群体。

所谓艺术传派，是因师承传授和风格影响而成的画派，唯一开派者创造性的画风，引起了无数追随者的学习，主宰了这一派的风格。就五代宋初的花鸟画坛而言，画史上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就是因为徐熙的儿子改弦更张，另创纯用彩色描绘的没骨画，没有形成流派。而黄筌的子侄们继承黄筌的衣钵，形成了黄家画派，在北宋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地域群体，是因思想、风格和创作条件相近而形成的区域艺术圈。这种群体，往往不只一名代表人物，若干代表画家的风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胜场。每个代表人物也都各有传派。比如，清初的娄东派，就以王时敏和王鉴为领袖。他们都是在新朝隐居不仕的望族文人，活动在江南的太仓一带，继承发扬了晚明董其昌提倡的“南宗”艺术，在笔墨胜于丘壑的山水画中营造精神家园，然而作风又有不同。明代的吴门派，则在师承传授的基础上，形成了地域绘画群体。

不论艺术传派，还是地域艺术群体，其出现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离不开特定地域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比如，从五代到北宋初，最有成就的几位大家，都左右了所在地域的画风。在山水画领域，李成的画派风靡了齐鲁，范宽的画派影响于关陕，而董源的画派左右了江南。清初的新安派，则是活动在皖南的山水之间的群体，既得黄山白岳之助，又受徽派版画陶融，在艺术上取法元代倪瓒为多，善于以不同的方式在幽僻荒寒的境界中寄托提升精神的愿景。

古代的画派，在晋唐五代宋已经形成，但被称为某某画派，基本与该派画家无关，既并非自行定名，也未刻意打造。实际情况是，先有实而后有名，取名者是同时或稍后的学者与美术史家。作为传派的画派，有两种取名方式，一种以开派者的任职取名，比如墨竹画派中的湖州派，就是开派人文同去世后，据文同最后官湖州太守而取名。再一种是以开派人的籍贯的省或县取名，浙派的名称，源于开派者戴进是浙江人，戴进及其传派画家，并不主要活动在浙江，不属于地域性画派。

作为地域群体的画派，习惯上均以群体活动的地区名之，清代的京江派、海派、无不如此。前文所述的新安派，最早见于清代张庚的《浦山论画》中，他说“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是亦一派也。”关注点在于新安画派的艺术渊源，比张庚早的龚贤，却着眼于画家取资的地域景观，他把新安派追溯到明末，称之为“天都派”。如众所知，天都峰是黄山三大主峰之一，所以后人把天都派叫黄山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两代，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美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地域性画派的兴起和昌盛。这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地域经济文化建设的自觉不无关联。不过也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现象是尽管有所谓金陵派、扬州派、海派之称，但每个地区都不是只有一派，而是有诸多流派。以18世纪的扬州而论，除去富于创新精神的扬州八怪一派之外，还有传统的小师山水画派、二袁的界画派、丁皋一家的肖像画派等等。第二个现象是地域画派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张庚即说“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意思是，17世纪的金陵画坛，很有包容性，既有类似浙派行家的画风，也有类似松江文人派的画风。其实除去这两派之外，还有石涛等个性派的画风。原因是，清初的金陵，作为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的中心，正是各家各派交流互动融合互补的重镇。

古代的绘画传派，也会在传承中出现颇有创造性的新的流派，江夏派之于浙派如此，眉山派之于湖州派亦然。古代的地域性画派的兴盛，往往与地方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兴盛、文化的建设密不可分。认真回顾古代的画派，深入研究古代艺术传派与地域群体对文化发展的特殊作用，思考传派特别是地域画派盛衰的历史经验，借鉴古代先贤自觉按艺术规律推动画派发展的举措，都有利于今天美术的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