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生"，你不得不知道的事

写生是当下美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何为写生，怎样写生，画家们有其各自的理解和不同的选择。2018年12月29日下午三点，在关山月美术馆二楼报告厅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杨惠东博士就《关于“写生”》一题，与深圳听众分享了他对于美术史中的“写生”研究的认识。

本次四方沙龙讲座由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先生主持，他表示：欢迎大家在2018年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来参加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的讲座，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写生”》，写生是中国绘画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画家探索中国画从传统到现代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同时，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也通过写生来调整中国传统笔墨的转型，反映这个时代。随后他介绍到：杨惠东博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现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国画家》杂志主编，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美协河山画会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绘画和二十世纪美术，有《石涛山水技法解析》、《罗聘》、《清初四僧绘画》、《蓝瑛》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讲座开篇，杨惠东先生介绍了五代荆浩的《匡庐图》，明代沈周的《庐山高》，张大千的《庐山图》这三件中国美术史上画庐山的名作，虽同画庐山，但其共同的特点是，这三位作者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庐山。由此现象可以反映出，中国山水画着重表现的对象未必是要拘泥于非常典型的、特定的地理环境，或者地理、地貌的如实表达，山水画可能更多地体现的是自己的胸中山水、胸中气象。随后，他从写生概念的梳理、中西碰撞之下写生观变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与写生、山水画与风景画、写生与当代中国美术这五个方面依次展开本次讲座。

杨惠东先生列举了荆浩、赵昌、苏东坡、黄公望、邹一桂五位美术史名家来梳理关于写生的概念。首先，五代山水画名家荆浩在其理论著作《笔法记》中着重谈到“图真”，即作为画家更多地追寻的是物象的内在、物象的本质，而不拘泥于或者是沉迷于这种表相的描绘和追求。其次，“写生”一词最早从北宋花鸟画赵昌开始，赵昌自称叫“写生赵昌”，他重视写生，重视物相细节的、真实的、深入的细致的观察。“写生”一词最早在花鸟画里生发出来，随后才逐渐沿用到山水画中。而与赵昌同时代的北宋著名文学家、中国文人画理论开拓者苏东坡，提出了“常形与常理”的问题：画家画自己所思考的东西、理解的东西、想象的物像，而不是拘泥于皮相。随后，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是位山水写生的先行者，美术史上记载他最早描绘实景，进入山水写生范畴。紧接着，杨惠东先生分享了他曾在天津博物馆看到的嘉庆初年时期创作的山水写生画，作者运用了西方风景画法去表现浙江、江苏、辽宁、黑龙江等地景色。同样在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谈到了中西绘画的区别，认为“其画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对科学的写生方法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

而随着19世纪下半叶的鸦片战争的到来，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断地被摧残，对于意识形态的绘画也就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中西碰撞之下写生观发生变迁。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三阶段划分：即器物上的革新，制度上的革新，与文化上的革新，文化的革新即取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先进的因素，来改良、改革我们的文化，反映到绘画中就是美术革命。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录》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国超近世之画衰弊矣”，康有为认为文人画“不求形似逸笔草草”是中国画衰败的根源，他还提出应学西方的写实绘画，并把郎世宁作为学习的榜样。“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来“美术革命”的观点。康有为和陈独秀作为新旧两种思潮的代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文人画、把文人画的不求形式，作为攻击的对象，而提出来要写实，要向西方的写实绘画学习。这对整个20世纪整个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杨惠东先生介绍到：早在康有为和陈独秀提出对文人画的否定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如中国向西方绘画的第一人——李铁夫，自李铁夫开始，中国画家的留学潮涌现。在那个时代，重要的事件还有：1916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观念，影响极为深远。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聘请23岁的徐悲鸿担任导师。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开幕式上，蔡元培说，我们办画法研究会，主旨就是抛弃文人画漫不经心之习，漫不经心、逸笔草草、信手挥洒的画法，并以西人科学方法关注，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严格地透视、严格的对景写生，用这种方法改造我们的绘画。在那时，徐悲鸿开始带着画家到户外去写生。随后，高奇峰与赵望云、关山月等前辈也开始了写生的尝试。

在20世纪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之下，美术创作一定要关注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体现他们的思考、体现他们的需努哀乐，中国画从出世到入世，功能上的变化直观地体现在绘画的技法上，体现在写生方法更为频繁地运用，写生地位的逐步凸显。

革命现实主义写生与创作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息息相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不是为了帝王将相的，而是为工农兵服务，打击敌人、教育人民，这是文艺最基本的任务。其次，我们文艺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出于唤起民众、发动群众的目的，让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要形象、要生动、要鲜明，同时要通俗，让老百姓一看就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山水画改造，如陈履生所归纳的三种主题：建设主题、河山新貌，革命的圣地画，以及主席诗意画。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在50年代，李可染先生、张仃先生、罗铭先生组织在南方的写生活动，回来后在颐和园办了一个写生汇报展，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写生之于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的，有其特殊意义。

随后，杨惠东先生比较了李可染和黄宾虹写生山水：李可染通过对西方写实绘画的吸收、对景写生的吸收后进行的写生方式。而黄宾虹的写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家对于自然关照的方式。由此，引申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的不同。中国山水画不以自然描摹为本身的目的，其目的是体现在山水情怀、隐匿情怀、出世情怀、出尘之心。在空间上，中国山水画家们努力营构一个近乎扁平化的空间关系，而西风风景画有非常强的空间感和空气感，如透纳的作品。

最后，杨惠东先生谈到，在当代中国美术“写生热”中，当代中国画写生误区是对于自然的机械描绘，以及以写生代替创作。他强调：一旦我们面临真山真水的时候，既要有西法写生的严谨与写实，同时还要有古法写生的意象造型。应当坚持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保持中国绘画的形式语言特点，弘扬中国绘画的写生精神，写意精神，澄怀味象，心师造化，回归中国画本体。

年末之际，318艺术网记者与深圳听众一道，在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中，聆听了杨惠东博士带来的一场先于“写生”由浅入深的文化视听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