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忧郁黑暗的艺术人生

“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art which is not the compulsive result of man’s urge to open his heart.”

——Edvard Munch

术史很长，少年得志的天才与中年潦倒的大师也不在少数，于是伴随着人们的反复琢磨与不断添油加醋的戏说，艺术世界里总有一批老是叫人们回味的灵魂人物，他们被称为“备受困扰的艺术家”(a troubled artist)。

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住进疯人院的梵高，还有他的老朋友高更;再久远的一点的可以算上打架杀人的卡瓦拉乔，而近一点儿的就是火爆脾气、最后死于酒驾的波洛克——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也是有抱负的，所以他们才会因为时运不济或是缺少知音而“备受困扰”。

平庸的灵魂都过得差不多，但备受困扰的天才总痛苦得各有千秋。

有的人是因为生错了时代，有的人是沉迷于把酒问青天，还有的人就是生来彷徨;其中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就如同北欧那些常年无法接受到太阳直照而略显苍白的温室花朵，忧郁和苦闷被父辈带入了自己的DNA，再加上自己的命途多舛，时代不幸，成就了这样一位影响后世、备受困扰的艺术家。

Self-Portrait with Burning Cigarette，Edvard Munch，1895，摄影：苏也

蒙克于1863年12月出生在挪威雷登(Loten)的一个乡村农舍里。他的父亲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Munch)是一位执业医师，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后来父亲做了军医，严肃而紧张的工作加剧了父亲紧绷的神经，他常常向孩子们灌输严格的基督教条，用各种惩戒和民间传说强化孩子们在思想与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尤其是在1868年，蒙克的母亲过世之后，父亲独自一人抚养起一家五个孩子，于是，向孩子们不断重复根深蒂固的地狱概念，成为了父亲利用恐惧感和敬畏之意教育孩子们的一种方式。他一再告诉蒙克和他的兄妹们，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犯罪，他的灵魂都注定会被置入地域，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除此之外，父亲还会给孩子们讲述艾伦·坡(EdgarAllen Poe)的鬼故事，反复念叨历史和宗教中的教训与惩罚;这种灌输内容使得儿童时期的蒙克普遍地处在一种对于死亡的焦虑状态里，以至于在我看来，终于在日后形成了艺术家对于死亡和病态的一种迷恋。

Moonlight，(局部)Edvard Munch，1893，摄影：苏也

这种紧张的家庭气氛和父亲日复一日的“恐吓教育”似乎应该对蒙克的“备受困扰”负一定责任;而艺术史专家们也认为，“其父亲患有精神疾病”。

虽然，精神疾病的基因流淌在蒙克的血液之中，但悲惨的家庭气氛也的确是让人感到压抑。1864年，蒙克一家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到奥斯陆，父亲当时就职的这个阿肯舍斯要塞(AkershusFortress)在军事地区内被用作监狱。而在1868年，也就是蒙克不到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死于肺结核病。而十年之内，大蒙克一岁的姐姐，苏菲也同样是死于肺结核。苏菲不仅是一位年轻的、富有天赋的艺术家，也是蒙克最喜爱的家庭成员;她的离世，几乎重现了蒙克幼年丧母时的悲痛，于是“死亡”便成为了蒙克的绘画作品中总也绕不过去的一大主题。

Death in the Sickroom，Edvard Munch，1893，摄影：苏也

而蒙克的父亲，这位严格而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经历了不可收拾的抑郁和愤怒之后，甚至出现了超自然异象和精神层面的幻觉(后来可以被理解为精神疾病的发作)。这位忧郁的男人，把妻子和儿女的不幸，把家庭的疾病，统统解释为是神圣起源的惩罚。

实际上，这确实像是一个被神诅咒的家庭。

蒙克兄妹五个，一个兄弟很早就病逝，蒙克最喜欢的姐姐苏菲在1877年也死了，一个妹妹在很小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真是爸爸亲生的)。1889年，蒙克的父亲在他的青年时代病逝，从此让他过上了彻底父母双亡的日子。在这五个不幸的兄弟姐妹中，只有蒙克的兄长安德烈结过婚，但这倒霉孩子在婚后不过数月内也病世了——难怪父亲要把疾病和不幸归咎到宗教惩罚的头上。而蒙克自己也是自小体弱多病，虚弱的免疫系统使得奥斯陆严酷的寒冬对他来说是一年一次的身体考验，那些卧床不起的日子总会留下些精神上的后遗症。而经历过双亲的相继离世，和自己相依为命的手足接二连三的死去之后，精神疾病和健康问题似乎再也没有离开过蒙克的人生，让他不得不去反复面对和思考死亡、精神的困境、生活的负面等问题。

By the Deathbed ( Fever)I，Edvard Munch，1915，摄影：苏也

这些生活的残酷和灵魂的苦痛反复出现在蒙克的绘画作品中;例如1893年完成的《病房中死亡》(Death in the Sickroom，1893)，《临终前(发烧)》(By the Deathbed (Fever)，1893)，还有1900年画的《死去的母亲》(The Dead Mother，1899-1900)，和两次画过的《病孩子》(The Sick Child)(第一幅为1885-86年，第二幅为1907年)。死亡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蒙克的生活里，被画面记录下来。我简直可以在画面里那些模糊的人脸和几乎飘散的空间边沿里看出，这些场面也常常出现在蒙克的梦中，无意识的发呆时，或是一转头的Déjà vu里。

Death of the Child，Edvard Munch，1915，摄影：苏也

蒙克在晚年时说过：“病魔、疯狂和死亡，是围绕着我摇篮的天使，且持续的伴随了我的一生。”

萦绕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里接踵而至的死亡与悲伤是一种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人格的养成;我们可以利用佛洛依德和拉康的许多理论去解释这些心理问题。而蒙克的压抑与艺术几乎是一墙之隔，或者说是一种相互给养的关系：当时，少年的蒙克就是在无聊的病榻中拾起了画笔，最开始从水彩画中寻求心灵的寄托和生活的安慰;而后来，死亡的神秘与永恒的困顿成为了他艺术的重要主题——黑暗的精神世界需要一个情感的宣泄方式，于是拿起画笔便成为了蒙克选择的表达语言;而同时，艺术的土壤也爱上了悲伤的雨滴和死亡的肥料，不断开出鬼魅而迷人的花朵。

Night，Edvard Munch，1890，摄影：苏也

这种调调也大概是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观众都会陆陆续续地看上蒙克的画作——那些画面中的死亡与压抑，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人生中遇见过、经历过，或至少是想象过;而那一张最后的病床，边上掩面哭泣的亲人，墙角处瘫软坐着的爱人，这一画面都不可避免的会在我们生命的终点处上演。死亡清晰地烙印在蒙克敏感的心灵深处，但其实也暗藏在每个观众的心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所有人看蒙克的作品，都会自觉而自然地读出那种不需要言语表达的压抑与悲观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画面与想象的真实与永恒。

The Sick Child，Edvard Munch，1907，摄影：苏也

1885年，22岁的蒙克只身前往巴黎，他马上收到了当时印象派艺术家的影响。他喜爱莫奈(Claude Monet)和马奈(Edouard Manet)，而后更是追随了后印象派艺术家梵高、塞尚和高更的脚步。事实上，蒙克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后印象主义的绘画风格，表现为浓郁的色彩，变形的人体描绘，和十分主观的空间感知。

Self-Portrait with a bottle of wine，Edvard Munch，1906，摄影：苏也

从1892年到1908年，蒙克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和柏林之间。 1909年，他终于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挪威。在此期间，蒙克创作了一大批描绘自然风光的作品;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这些作品中使用的色调和色彩，确实走出了那被阴郁和死亡笼罩的病房，而增添了更多的绚丽：如快乐的橙色、鲜亮的红色、明朗的绿色，竟然也出现在了这辈子都阴雨绵绵的画家心里。看起来，这些作品确实是更加开朗了。在蒙克早期作品中颇为突出的深蓝和黑灰色彩已经消失了很多。至少我们今天看来，中年后的蒙克是想走出自己忧郁的人格的，更多的是想用艺术世界里斑斓的色彩创作出有趣的画面，而不只是重复黑暗的叙述。但是，黑暗、孤独、恐惧这些东西似乎没有解药，它们一直潜藏在蒙克的作品里。直到他去世，蒙克一直都留在挪威，他的艺术也一直在做眼中世界和心中世界的抗争。

Starry Night(局部)，Edvard Munch，1922-24，摄影：苏也

现在的艺术学者告诉我们，蒙克的创作可以被称为“象征主义”(Symbolism)，主要是因为他所画的作品集中在物体的内部视野上，而不是在描绘它们的外部形态——即艺术家不再重复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而是传递出心里呈现出来的东西。自古以来，象征主义艺术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艺术家对于某种情感或观念的表达，而不是以现实主义的客观、科学的方式来记录自然世界。而在蒙克的绘画中，这种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尤为突出，各类情绪化的处理，风格意识的投射，复杂感觉的综合，都不断强调着这位艺术家的独一无二的内在主体性。

By the window，Edvard Munch，1940，摄影：苏也

于是，即使是蒙克到桥上去看风景，不同时期的他也会看到不一样的天空。在1892年1月22日的一篇日记中，蒙克记录了《呐喊》(Screen，1893)的灵感来源：

“我跟两个朋友一起迎着落日散步，我感受到一阵忧郁——突然间，天空变得血红。我停下脚步，靠着栏杆，累得要死，感觉火红的天空像鲜血一样挂在上面，刺向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我的朋友继续前进，而我则站在那里焦虑得发抖——我觉察到大自然那剧烈而又无尽的呐喊。”

Edvard Munch 蒙克在大都会分馆(Met Breuer)展览现场，摄影：苏也

最后，蒙克的《呐喊》成为了一幅这样传神且有感召力的作品，以至于它成为了艺术史上仅次于《蒙娜丽莎》的世界第二名画。任何人几乎都可以从人物尖叫而变形的嘴里一直望进去，望到那一个深不见底的、更加令人焦虑的内心世界。

Edvard Munch 《呐喊》版画，1895，展览现场，摄影：苏也

画面里的天空沸腾了，红色、橙色、黄色交相呼应，与尖叫的光头人在色彩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远处的桥上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峡湾里还有一艘船，画面内的一切充斥着原始而压抑的氛围。

Despair，Edvard Munch 1892，摄影：苏也

这一段落日时的内心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蒙克的心里，分别在1892年的《绝望》(Despair，1892)和1894年的《焦虑》(Anxiety，1894)里都能看出《呐喊》里的这一同一场景。这种噩梦惊醒般的反复出现，再次证明了蒙克承受的精神压力，放大了一种人类的焦虑与不安，成为了人类艺术传递情感时的一种集体符号。

Despair，Edvard Munch 1894，摄影：苏也

在蒙克的许多作品中，他虽然时常在描绘街上的行人、路边的房屋、咖啡馆中的顾客，亦或是床上裸体的女人，但他的焦虑与忧郁似乎如一团迷雾般消散不尽，以至于刚刚欢爱过后的床铺也像是经历过一种生死场面，爱情和恐怖的关系变得模糊不定，而孤独的感觉往往是孤注一掷。

Kiss，Edvard Munch 1897，摄影：苏也

观众会在任意一张蒙克的作品中注意到他的私人情绪，由对比分明的线条、较暗的颜色、阴郁的色块和模糊不清的人脸组成。他的画法有些程度上和梵高的作品相似，但是与梵高那似乎心中有团怒火，自己就要把黑夜点亮的情绪不同的是：蒙克的内心则像是一个黑洞，把周围的一切都吸入一个阴沉的色调之内，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

Model by the Wicker Chair，Edvard Munch，1919-1921，摄影：苏也

正是因为蒙克的艺术描绘出了人性里的忧郁，人类在现代化历史中的焦虑，人们面对死亡的无助感，他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就名噪一时。而观察其整个职业生涯，蒙克似乎也一直没有走出幼年丧母的悲痛，没有办法忘记父亲的恐吓教育，这些阴霾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增加、最终变质，使得蒙克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灵感和人性的诠释强度。

Self-Portrait in Hell，Edvard Munch，1903，摄影：苏也

在他一生完成的众多自画像中，艺术家总是把自己置于一团阴影里，甚至是地狱之火中，要么是面目模糊、要么是惊恐地望向外面。而《自画像：在时钟和床之间》(Self-Portrait: Between the Clock and the Bed，1940–43)成为了他人生最后的作品之一。它色彩明艳，生动记录下了艺术家最后的生活环境，但依然在自我表现上显得强颜欢笑——一双深邃的眼窝，依然空洞的眉目，作为一个人生的最终镜头，留给了世人去重新评估蒙克的可能。

Between the Clock and the Bed，Edvard Munch，1940-43，摄影：苏也

如果你好奇蒙克的作品，也想看看那些亲人去世的房间，可以去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分馆(The Met Breuer)观看蒙克的个人艺术展览。它展出了这位悲剧大师在六十年间创作的43件艺术作品，其中包括16幅艺术家自画像，和一批从未在美国出现的绘画作品。展出的作品中，超过一半的绘画是属于蒙克的个人藏品;这些画作也算是他个人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一直被艺术家保留在他的身边，直到他最终去世。

(作者:苏也  来源:布林客B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