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马克西莫夫在中国

 
马克西莫夫晚年肖像

“你们知道马克西莫夫吗？”2010年10月，在中央美术学院“俄苏影响与中国美术”讲座上，画家陈丹青问一屋年轻的学子。台下沉寂。陈丹青说，他第一次看到马克西莫夫的学生俞云阶的写生时，脑子看到一片空白，“我十五岁看到这张画，今天下笔依然受到这幅画的影响，如果你坐在我面前，我开始画你，我第一笔颜料下去，然后在颜料上把眼睛眉毛抠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依然受俞云阶先生的影响，而他的影响来自马克西莫夫。”

2011年2月20日，北京西郊一间民营美术馆里，苏联画家、教育家康斯坦丁·麦法季耶维奇·马克西莫夫的八十余幅画作展出。同时，国内第一本马克西莫夫画册面世，涵盖其1940年至1987年间的主要创作和习作。这些不乏中国人面庞的图景，钩沉出一位苏联画家、美术教育家与中国油画千丝万缕的关联。

马克西莫夫，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被美术界所熟知，一度被画家吴作人称为“美术界的白求恩”。与他相关联的，是一个叫做“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历史产物，简称“马训班”。在这个班里，产生了靳尚谊、詹建俊、冯法祀、侯一民、何孔德等中国油画创作的中坚力量。

招生“请进来”的洋老师

1950年2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天，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生政权与苏联“老大哥”开始了互帮互助的“蜜月期”。

苏联文化陆续被引介到中国。1954年9月，苏联美术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盖拉西莫夫致函中国美协，表示支持美协制订的工作计划。苏联的“美术援助”开始启动。

10月2日，北京苏联展览馆开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开幕。展览构成之一的造型艺术展览馆，展出苏联各类美术作品280件。全国的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涌向北京看展览。普希金美术博物馆馆长、资深美术史家扎莫什金也在北京举办讲座，靳尚谊是观众之一。当时在中央美院上学的他，被要求临摹苏联油画，分配到的作品是一幅名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的油画。他没有想到，这幅油画的作者之一在次年成为了他的老师。

1955年2月19日，马克西莫夫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美术专家来到北京。《美术》杂志记录下了这一事件。来北京前，马克西莫夫是苏联苏里柯夫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曾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到北京后，他出任中央美院顾问，组织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师资培训以及中央美院各科系教学大纲的制订。

上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有“请进来”、“走出去”两种方式，马训班是“请进来”的专家班。专家来了，第一步是招收学员。

学员高虹来自部队，在参加“马训班”之前，他刚被派到外地去画新兵入伍的作品。“三天之后我就收到电报，要我马上回北京来。在火车上的时候，有七八个人背着画夹，我还想着遇到同行了，后来才知道是来报考这个班的。”回到北京以后，领导告诉他，情况变了，又有任务，苏联来了个油画专家在美院办油画训练班，文化部让部队派高虹和何孔德两个人去考，“然后就仓促地去考了。”高虹记得，马克西莫夫没有到美院正式上任之前，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看到过马克西莫夫的作品。“那时有人说有苏联老师的作品，我说我要先睹为快，画的是一个老人肖像，光头，看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谌北新那时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告别母校中央美院两年后，他重新回到母校参加考试。在考试之前，他就听说一件有关苏联专家考试的事。当时西安话剧团有报考戏剧专家班的人，需要参加很重要的口试和笔试。“一位很漂亮的姑娘笔试过了，可到口试的时候被刷掉了。原因是苏联专家问她：现在有一位三轮车夫向你求爱，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那姑娘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觉得很好。’苏联专家很不满意她的回答，认为不真实。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解放，能报考专家班的大多数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家的小姐，能这样对三轮车夫的求爱是不真实的。所以就不合格了。所以苏联专家认为艺术要真实，要有真情实意的真实。这样才能感动人。”

谌北新自己最终也参加了面试，他还记得院长江丰对他的提问是：“请你说说东南亚防务集团”。马克西莫夫的提问是“你喜欢俄国的哪一位画家？”“我回答是苏里科夫，他听了很满意也很惊奇，就问我喜欢哪一幅画？我当然说是《女贵族莫罗佐娃》，实际上我只看了一些印刷品，但是却是有所准备的，更重要的是我确实喜欢它。”

从中央美术学院档案馆馆藏的《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专家油画训练班招生简章》中，我们还能看到当初的入学条件：“首先应具有优良素描基础及运用色彩能力的美术干部，年龄35岁以下，身体健康，政治品质优良，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在工作中表现好，而且在油画专业上有培养前途。”

现任中国油画协会主席的詹建俊记得，当时口试的阵势像是“最后的晚餐”，“一个大桌子，中间坐着文化部长，然后是苏联专家，然后是学校的老教授，王式廓、艾中信等等加上翻译一排，桌子前放一个椅子，我们考生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往那儿一坐，那一排专家教授部长给你提问。那非常紧张啊，我们在外头走廊等着叫名儿，一出来一个一头大汗。”

二十二位“有培养前途”的画家经过单位选派、层层选拔进入了这个全国瞩目的训练班。最后公布的“马训班”学员名单上是以下十九位的名字：魏传义、于长拱、汪成一、秦征、武德祖、何孔德、王恤珠、袁浩、谌北新、王流秋、高虹、陆国英、冯法祀、任梦璋、侯一民、靳尚谊、詹建俊、王德威、还有中途插班进来的俞云阶。

学员中年纪最长的冯法祀当时41岁，已是中央美院油画系系主任。年纪最小的靳尚谊和任梦璋21岁。学员中，中央美院毕业的居多，还有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新中国成立后，林风眠的“杭州艺专”被中央行政权力划分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鲁艺的。年龄较大的冯法祀和俞云阶则是早年中央大学毕业，都曾受教于徐悲鸿。

教学 徐悲鸿没有解决的问题

马克西莫夫开始教学。

“老师来中国时不过五十左右，个子不高，论年龄比我们的老班长冯法祀同志大不了几岁，论个子当时年轻的詹建俊同志比他高近一个半头。”靳尚谊说。

大家都很努力，来自四川美院的魏传义说，自己记了四大本笔记本“但是‘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一进校就拿走了3本，我最后藏了一本。”在这本保存下来的笔记本里，还详细记着马克西莫夫的第一课“他一开始就说‘你们现在开始学习了，一般说来作为一个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学习，因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成长。你们都曾学习过，而且都是从工作中来的，因此就要求你们每走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随时都应该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我的笔记本里面的话。”

中央美院和华东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都是绘画系的毕业生。当时，绘画系是什么都学的系，没有油画和国画之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的需要，绘画系的学生所学的课程大都是版画、宣传画、连环画，还选修漫画“1953年本科毕业前，应该说我们创作训练并不多。毕业创作就是每个人一张年画，在那之前可以画点儿构图，画点儿连环画，因为那个时期要求一专多能，什么都要会。”詹建俊告诉南都记者。

马克西莫夫的教学方法和学员们之前所学有一些差别“中央美院的教学方法就是后来我们戏称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一个老师管一个单元。色彩方面的知识我只记得李可染先生教过一些水彩画的画法。当时的老师几乎都是名家。如蒋兆和先生、李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等。但越是名家就越不敢教，怕出篓子。”谌北新说。

老先生都教基础课，素描、油画，创作课由年轻教员教。而马克西莫夫则一人教所有的课程：素描、油画、创作、外光研究。“这是最关键的，这能使我们非常全面、系统地了解他的教学方法以及创作手段。他把我们当成艺术家培养，中央美术学院当时是把我们当一个美术普及工作者培养。”

“素描每一天上午两个小时，画两节课，然后是三节课画油画，共五节课，雷打不动的。下午我们搞构图，自己安排时间，而且要学马列主义基础，还有就是美术史。”魏传义还记得当时的课程安排。靳尚谊说“马训班”整个学习过程是两年半，画素描就画了半年，油画习作画了半年，另外一年全是搞创作，其中光构图就进行了将近半年。这两年半里浓缩了苏联五年的油画教学课程。

“我们学校里边原来基本都是室内的，很少到外面画阳光，只有自己上外头去写生，没有说老师拉着队伍，到外面的阳光下摆模特画。”詹建俊记得油画习作课上，马克西莫夫领着大家到农村去。每个人都新增装备———一把伞，一根杆“把杆扎在地里，伞绑在上头遮光。找个角或墙根，模特在那儿一站，我们围着个扇形。坐着的站着的都有，就那么画，气氛很好，这是欧洲画家传统。”

 
1956年“马训班”在农村做室外作业

新增的装备中，还有“带腿的画箱”。“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照着马克西莫夫的画箱做了一个带腿的画箱，分上下层，还有三角架。”高虹说，“这些都是小事，可是这在马老师来以前都是没有的。”

“小事”还有很多，比如马克西莫夫教学生们怎么把画布绷平，先把画布湿一下，让布潮一点，然后再钉，等布一收缩就会很平；画完以后把画笔洗干净，拿报纸包起来，再用的时候跟新的一样“都是跟着马老师学来的。”高虹把马克西莫夫叫做“马老师”，大家都这么叫。

在靳尚谊的记忆里，最让学员们兴奋的就是看老师作画了。“一般说来，油画家不太愿意让别人看他的作画过程，马克西莫夫不同，他常在我们面前作画，欢迎我们看。“马老师”的示范被同学们称作“百发百中”，因为画得十分准确到位。“每次他画画，我们就停下笔来围在他的后面，常常一围就是好几层。随着老师画笔的转动，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赞叹。当时的我们不仅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巡回画派了解不多，对于西方现代艺术更是知之极少，对于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幼稚的问题，老师几乎总是有问必答。”

1956年，马克西莫夫来华一年。在当年第二期的《美术》杂志上，有一个专题不仅刊载马克西莫夫在中国画的三幅油画《牧童》、《老农》《温泉村大道》，而且向美术界传达了马克西莫夫教学的信息，里面有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艾中信的文章，有“马训班”学员秦征的文章，还有课堂笔记。

秦征的《培养画家自觉的责任感》一文中，回忆了1955年马克西莫夫在中国度过的夏天“记得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午睡起来背了画箱走出大门的时候，专家和他的夫人却早已坐在村口或街头上开始作画了。每逢遇到这种场合，使我们感到难为情，甚至有的同志从旁边绕道而行，免得看到不好意思。他不仅自己那样勤奋刻苦，还时常恳切地督促我们说‘在你们这样美好的国家里，有这么好的阳光，有这么多可爱的人们，要不拼命画画，将来一辈子都会后悔的！’”马克西莫夫教他的学生们，碰到有益的素材最好能够当场热情激动地把它速写下来，当条件不许可当场作画的时候，也可以采取苏里科夫所谓“打猎”的办法，两只眼睛狠狠地瞄准着你所要猎取的对象，回到家里，趁印象还没有消失的时候，赶快把它默写下来。

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对这一段学习心怀感激，靳尚谊说，“本科我上了四年，没有油画课，只有素描课和水彩，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三年级画了三张油画，一张头像，一张半身像，一张领袖像，目的就是出去能画领袖像。”靳尚谊觉得，“马训班”最重要的功绩就是把三门课——— 素描、色彩、创作完整地带到中国，比留苏的学生更早一步，“搞创作的时候，怎么构图，什么原则，全清楚了。”

“在素描上提出了结构，这是徐悲鸿没有解决的问题。”靳尚谊说“毫无疑问徐悲鸿是一个素描大师，但他不会画光，以前留法的全不会外光。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印象派尾声了，现代派已经开始，创作也很弱了，不像苏联时期的创作那么强。”

毕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到了最后一年，每个人都要集中精力完成毕业创作。詹建俊说，“苏联的毕业创作在整个学习中的位置非常重，学习好还是学习坏、这个学生有没有才能几乎全靠毕业创作来判断，因此，一定需要这样一个有分量的题材。我们的毕业创作很少有一米以内的。有画长江大桥、垦荒、登山、朝鲜战争、地下斗争等等，都属于‘重大题材’”。

从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主题性创作是主流“风景、静物、肖像不够重视，这也是社会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谁画这个谁没出息。那时候艾中信先生就画风景，不善于画人物，因此领导对董希文就特别重视，一个《开国大典》，一举成名。”靳尚谊说。

谌北新回忆确定题材时马克西莫夫的“把关”。侯一民画地下工作者，马克西莫夫问他，“你当过地下工作者？”侯一民说“我就是地下工作者啊！”马克西莫夫说，行，因为他有生活；秦征画的《家》，是一个妇女回到战争后的家中，家徒四壁，一片狼藉。马克西莫夫说：“你成天在画布前能把形象弄出来？你得出去，到京郊，到农村去找形象，你光用嘴说不行。”

“马训班”翻译佟景韩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学员画了一幅和创作有关的雪景习作，马克西莫夫就亲自去他写生的地方，让学员和司机做姿势，他看看雪景色彩、反光的关系等等。“有条件尽可能去，没有条件他就看学员的一大堆素材，斟酌构图，一丝不苟。我们的教授是否都能做到这一步？”

若干年后，在中央美院求学的陈丹青听老师冯法祀谈起《刘胡兰》的创作，冯法祀指着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1957年初夏，“马训班”毕业作品展在中央美院大礼堂举行，一下子出现了这么一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绘画，盛况空前。马克西莫夫指导下的中国年轻油画家作品让人耳目一新。佟景韩记得，在礼堂门口举行的仪式上，吴作人讲话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乐也。”他把这句话翻译给马克西莫夫，马克西莫夫听了很高兴。

这一幕留下的一个镜头是：在冯法祀的巨幅油画《刘胡兰》前面，正中间坐着朱德总司令和老师马克西莫夫，两边顺次坐着江丰、吴作人以及中央美院的老师们，后排站着“马训班”全体学生。这个瞬间保留在当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7年毕业展上“马训班”学员与朱德(前排中)合影

1957年初夏，马克西莫夫与靳尚谊、魏传义等十几个人到武汉、四川旅行写生，重庆是最后一站，马克西莫夫从这里飞往昆明然后经北京回国。“起飞前，老师深怀惜别之情和我们每个人合了影，一再握手告别。”靳尚谊回忆道“时间长了，感情在悄悄增长……在驱车回城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谁也没能想到这竟是一场永远的诀别。”

临别前，魏传义记得马克西莫夫最后对他们说，“最重要的还是你们今后要互相帮助，互相要多提出一些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成长起来。”“他接着说，不管你以后的作品多么好，总应该感觉不是你所理想的那样，不要满足，要精益求精……画家是个个不同的，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道路。”

离开中国的马克西莫夫，没有看到他的学生们在接下来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的命运，他可能想不到，“马训班”结束后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席卷了美术界，江丰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马训班”的冯法祀、俞云阶、秦征等五个成员也被错划成了右派；他也不会想到，在日后的“文革”中，画了《冼星海在陕北》的于长拱自杀了，画了《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的侯一民会因为这幅画而饱受折磨；他可能更想象不到，在“文革”中画多了“红光亮”画面的靳尚谊曾因此一度辨色能力受损。

之后，中苏关系恶化，曾经象征两国友谊的“马训班”也不再为人提起。靳尚谊的毕业创作《登上慕士塔格峰》一度由中央美院陈列馆保存。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陈列馆觉得再保留反映中苏联合登山的画不合适，就把它折叠着还给靳尚谊，结果经过一番折叠，颜色掉了，画也毁了。

翻译佟景韩了解到的是，训练班本来是要办下去的，据说要来的是涅普林采夫。1958年夏天，佟景韩和文化部、学校的有关人员都到机场去接机，可是人没有来。

“他老觉得中国好”

1984年，中苏恢复外交不久，佟景韩去苏联。坐了一个小时的电气火车，又在羊肠小道上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后，在一座传统的俄罗斯小木屋旁见到了早就等在那里的、已经白发苍苍的干瘦小老头———马老师。“进屋后他不等寒暄，就从书架上取出了1957年刊登油训班毕业作品的那张《人民日报》画刊，急切地问起自己学生的近况。我逐一向他作了介绍，并且转达了大家对他的问候。而当我问起他的近况时，他却只是淡淡地说，现在已经不在苏里科夫美院，而是在莫斯科师范学院任教了。”

马克西莫夫说，自己在中国的这两年，是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和教学生涯中最幸福的两年。“他回国后境况不佳，他老觉得中国好，这种思想跟不上苏联的形势，他不像有些专家那样紧跟，和中国的界线划得很清楚。”佟景韩在回忆文章中说，“我要回莫斯科时，他坚持送我们到火车站，一路上高谈阔论，我们坐在小车站的长椅上等火车，他不顾有人围观，怒斥赫鲁晓夫破坏了中苏友好。当时苏联的克格勃还挺多的，我劝他说话小心点，他说，‘我不怕’，很天真的。”

次年，艺术评论家奚静之带团去苏联访问，与当年也是留苏的中国美院院长肖峰，一同去看望马克西莫夫。那是苏联解体之前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奇缺，但马克西莫夫还是留大家在家里吃饭。他拿出半瓶葡萄酒，平时舍不得喝的。夫人做了手抓羊肉，那是她在中国时学的。“马克西莫夫对我们特别热情，能看出来是那种发自肺腑地对你好。他一见中国有人来就像见到家乡来人一样，问很多。完了还把我们送到地铁站去，地铁站很远。”十月的莫斯科，奚静之记得还下着毛毛细雨，马克西莫夫一手挽着奚静之，一手挽着肖峰，一直送到离他们住的地方最近、最方便到达的地铁站。之后又打电话问他们到了没有。

奚静之告诉南都记者，直到1984年，马克西莫夫才在苏联出版了他生前唯一的一本画册，“不是专门的画册，是图文并茂的，很简朴”。

1993年，马克西莫夫在莫斯科逝世。之前，他一直希望能回中国看看，但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在他的画作上辗转地实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间画廊，蔡国强偶然看到了一幅中国少女的肖像画，一看署名，发现竟是马克西莫夫。这之后，他一直留意收藏整理马克西莫夫的作品。2002年，《蔡国强收藏马克西莫夫展》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及上海美术馆举行，包括油画、素描、水彩、水墨在内的91件作品及照片、画册等文献悉数展示，以他在中国完成的作品居多，其中还有一幅齐白石的肖像。

马克西莫夫速写作品《齐白石作画》

马克西莫夫醉心中国画，在中国画不受重视的五十年代，他曾经和“马训班”的学生一起去看黄宾虹、吴昌硕等人的画展，并告诉他们不要一味模仿苏联，要注意从自己民族的文化中汲取养分。

佟景韩说，马克西莫夫见齐白石总共有两次。齐白石当时岁数已经很大了，但还经常在家人陪同下在家接见外宾，通常他自己从身上拿出一串钥匙，打开橱柜，端出一些像蛋糕之类的东西招待来访者。“我们告诉他老人家，马克西莫夫是在美院工作的苏联专家，想请他画一张画，他说：好！好！然后他就操笔作画。”齐白石画画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就在一边给齐白石画油画和速写。齐白石给马克西莫夫画完以后写的字是“白石一挥”，佟景韩告诉马克西莫夫这“一挥”是什么意思，马克西莫夫说，太对了。

在蔡国强的展览上，佟景韩意外地看到，他在马克西莫夫家中见过的，被马克西莫夫视为珍宝的那张《人民日报》画刊，以及他在北京举行习作展览的海报和几张记录他在中国的生活和教学活动的照片，也出现在蔡国强的藏品中，“我敢肯定，那是1993年马克西莫夫逝世后才落入荷兰画商之手的”。

在《收藏马克西莫夫的坦白》中，蔡国强“坦白”：“收藏老马的作品，就像在‘收拾’自己的回忆，是两个不同时代艺术家在命运上的对话，尤其是同样出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家。”他说，“1957年夏天，马克西莫夫离开中国回苏联，那年12月我出生。那年吴作人致词老马‘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乐也’。若是他知道何止‘马训班’学员，我、我们几代人都受教于他，不知如何乐。”

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员名单

魏传义、于长拱、汪成一、秦征、武德祖、何孔德、王恤珠、袁浩、谌北新、王流秋、高虹、陆国英、冯法祀、任梦璋、侯一民、靳尚谊、詹建俊、王德威、俞云阶

（原载2011年3月29日《南方都市报》RB16版 文化中国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