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国家一级文物——四卷罕见的敦煌写经 闪现关山月美术馆 【318报道】
“一念 · 敦煌写经展”展览现场
2018-11-22 10:22 来源:318艺术网 编辑:谢云婷 浏览次数:4548
“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开始,敦煌,这座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千年古城,除了虔诚的信徒之外,更多的便是那无尽的文化苦旅。然而再多的责难与痛惜,都已成定局,对于这场文化浩劫,古老民族的伤口也不会停止滴血。可是‘祸福相依’,悲剧的背后,却是那永恒的敦煌艺术。”
敦煌,自古便是丝路重镇,连接东方与西方,敦煌也是一扇时光之门,链接过去与未来,推开厚重的门扉,是我们与祖先相遇的地方。丝绸之路,是东方与西方连接的大动脉,穿越沙漠的艰险与孤独。何以想象,这是商业的力量,也是探索未知的勇气,是人性中对交流、交往与合作的渴望。由此,造就了人类文明的圣地,如同王冠顶上璀璨的明珠——敦煌,她保存了最完整的中华艺术,跨越了一千多年。
2018年11月21日下午3时,由东方朗昆主办,魏学峰、宁强担任学术主持,紫荷、樊晓光策展的“一念·敦煌写经展”在关山月美术馆盛大开幕。四卷出自于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写经长卷首次在中国展出,分别是:《金刚经》、《大般涅槃经卷第八》、《观世音经》、《妙法莲华经常不轻菩萨品》三卷合一。
1943年,关山月在张大千的感召下,到敦煌去找灵感与临摹壁画,在幽暗的洞窟中他看到的是古代文明瑰宝的熠熠生辉,不禁感叹:“我在黑暗的洞窟里面,眼睛看到的是光明”。在艰辛的条件下,关山月成功临摹了80幅珍贵的壁画。75年后,四卷罕见敦煌遗书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大师关山月和敦煌艺术的联系再一次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生前曾接受采访时,谈及他所著的《敦煌书法丛刊》一书:“我编纂《敦煌书法丛刊》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提倡敦煌经卷书法,而是为了研究。你看每一篇的说明,学问都在里面,谈到书法只有几句。”“石窟春风向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这两句题画诗,真切地表现了饶宗颐老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据悉,本次展览展至11月25日,欢迎广大艺术爱好者前往观看这四卷弥足珍贵的写经。下次再展出,却不知是何年,有兴趣的读者可要珍惜这个机会了。(免费向公众开放,逢周一闭馆)
【开幕式】
颜为昕副馆长谈到与此展的缘起,正如展览的名称“一念”,是在一念之间产生的。关山月老师为岭南画派的领头人,跟敦煌有着许多渊源,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关老将他一生的作品捐给关山月美术馆的时候,关山月美术馆也就肩负着一个国家美术馆的使命。围绕这个使命,从20世纪中国画的艺术研究,到关山月的艺术研究,一直都是关山月美术馆最重要的学术定位,围绕这个学术定位,在精度和维度上,敦煌又是学术研究上特别重要的研究方向,因此今日非常有幸在建馆21周年的时刻,四卷国家一级文物敦煌写经能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
敦煌是一个历史延续最长,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的遗址,代表了4-14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2000孙彩绘、数以万计的佛像、经书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在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王子云,张大千,关山月等先生涉足敦煌,在临摹中吸取古代艺术的精华,从而推动了现当代领域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展出的四卷佛教写经,是古文献中的瑰宝,也是书法艺术的精品。这四件作品纵横有序,淳朴空灵,正如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讲,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以多依据艺术之用。今天能够使我们看到的四卷,我们庆幸盛世重光,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相信这些传承,在艺术的精品必将会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跟他的艺术价值。
樊晓光先生跟观众分享收藏四卷敦煌写经的辛路历程:首先,樊晓光从超越白居易《长恨歌》的唐末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的故事引出“历史幸存者”的意义;随后,谈到他与紫荷女士第一次看到四卷经书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也解释为何此展命名为“一念”的原因,四卷经书出现在这里,历经艰难,他们不称自己为传统收藏家,而是艺术的保护人,他们去寻找世界历史中流散珍贵的艺术品,保护它,研究它,传承它,把它们带到公众的视野下,与之欣赏。最后,他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回到自己的家乡。正如:“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四卷经书在外颠沛流离多年,如今它们依然纯洁与纯真。
【策展人导览】
开幕式结束后,樊晓光先生给现场观众导览四卷经书,并为现场观众一一细致解读每卷经文的历史背景与流转。
此次展览的四卷经书涵盖隋唐早期至晚唐,其中一卷来自于日本著名汉学家滨田德海旧藏。1924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后,滨田德海进入日本大藏省,历经银行局、专卖局和主税局,后升至事务官,并曾以兴亚院专家身份长期在华供职。他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疯狂探寻敦煌遗书,收获颇丰。其收藏大部分来源于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李氏所藏敦煌遗书多从京师图书馆监守自盗。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国之密宝被私人窃取,令人心痛。这部分重要的“滨田珍藏”在其辞世后,经日本第37回国会议院运营委员会图书馆运营小委员会于1960年12月13日进行审议,一部分以国库预算由国会图书馆购藏,余下遗珍一直由其后代秘藏。此卷《金刚经》由此流出,历经颠沛流离,终于百年后回到故乡。
另一卷唐代写经在清末的兵荒马乱中被偷带至日本,后几经辗转流落于伦敦,被世界上最重要的私人手稿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并作为私人手中最古老、完整的中国手稿珍藏大半个世纪,终在中国强盛崛起之时,回到祖国怀抱。还有一卷《妙法莲华经常不轻菩萨品》三卷合一,在一卷上整体体现了初唐、盛唐和晚唐写经,可以看到佛教在唐代的盛衰,弥足珍贵。
在媒体见面会上,策展人紫荷女士和樊晓光先生一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分享了他们从展览的筹备到展出,四卷经书历经险阻而最终收获的过程,以及这四卷经书最终的去处。
首先,樊晓光先生谈到展览的源起:正如展览名字“一念”,是在一念之间产生的。从筹备到展览,仅两个星期的时间。对于选择收藏这四卷敦煌写经重要的原因:它们出自敦煌藏经洞,2018年5月17日被北京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级文物评定标准:第一,须是宋代以前写文;第二,有确切的作者或纪年;第三,有极其高的艺术造诣。这四卷经书是无可置疑珍宝——国家一级文物。
随后,对于记者提出,为何将如此珍贵的四卷敦煌写经,展示在公众视野?樊晓光先生与紫荷女士表示,他们当初也曾在这件事上挣扎过,因为经书的每展开一次都会对经书“减寿”,考虑到这四卷经书已历经千年,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这些“老人家”,展览仅仅为期一周,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予观众“跨时空”去追忆中国千年的瑰宝,在关山月美术馆里揭开敦煌写经神秘的面纱。
最后,记者提到:“四卷经书的最终归属”时,樊晓光先生与紫荷女士一致表示:我们立过愿,不去做商业的售卖,只是去保护去研究,靠我们的收藏去接触、去了解、去认知这个世界、去建立更多东方与西方的合作。直到百年后留存后代或捐赠给国家。
【四卷经书赏析】
敦煌遗书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遗书,其重要程度超过殷墟甲骨文,具有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集中体现了唐代书法艺术巅峰,对后世影响巨大,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珍宝。苏东坡、赵孟頫等艺术巨匠都曾得真传于唐人笔法,写经体成为流传至今的艺术经典,直到今天书法家们仍以此为典范。
出自敦煌藏经洞,2018年5月17日被北京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纸张经染黄打蜡,有乌丝栏,“世”字缺笔以讳唐太宗李世民。经书笔法丰厚雍容,气韵生动,刚健质朴,收放有度。可见其运笔自然,妙在手心,是盛唐写经之妙品。
此卷敦煌遗书为朱孔阳家族旧藏,附三枚鉴藏印,分别为:1、曾经云间朱孔阳朱德天二代收藏;2、云间朱孔阳云裳父珍藏;3,云间朱孔阳云裳氏珍护,可见对其爱若生命。朱孔阳是上海松江人,老一代收藏大家,在动荡岁月中曾为国家抢救下很多珍贵文物,他生前就将自己大部分藏品都先后捐赠给有关的国内文博机构。书画大师吴湖帆曾协有一副对联赠予朱孔阳:“爱书护似连城璧,藏砚多于负郭田”,为其一生的写照,此件珍品为文革后退还朱氏家族,存有上海文管会标签。背后有就托裱,绫面包首,象牙别子,体现了岁月流逝的旧日时光。
出自敦煌藏经洞,2018年5月17日被北京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经潢打纸,蚜光上蜡,有乌丝栏。此卷写经从纸张和书法来看是一件非常珍贵难得的初唐皇家写经至珍品。纸张表面光滑细腻,轻盈有韧性,加之染潢打蜡,实属唐经至尚品纸。书法笔酣墨饱,笔力劲挺,气韵流畅,抄写虔诚。此卷中的“治”字末笔完整,不讳唐高宗李治,而“世”字缺笔,以讳唐太宗李世民,可以断定为贞观时期所写,故其书法风格仍有六朝遗风。是不可多得的唐代书法墨宝,又被赋予了佛法智慧。
此卷敦煌遗书在清末的兵荒马乱中被偷至日本,后几经辗转流落伦敦,被世界上最重要的私人手稿博物馆以镇馆之宝,并作为私人收藏中最古老、完整的中国手稿珍藏大半世纪。终在中国强盛崛起之时,回到祖国的怀抱。
出自敦煌藏经洞,2018年5月17日被北京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古代拼接,清末装裱,铃“慧”、“如意宝”、“上善”等印。共存六纸,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纸张经染黄打蜡,有乌丝栏,此卷中“世”字缺笔以讳唐太宗李世民。经书笔法丰厚雍容,气韵生动,刚健质朴,收放有度。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慈善悲的化身,在印度、东南亚等地,是象征神圣王权的男性神纸,在中国社会却似母性的慈悲带来深远的影响力。
出自敦煌藏经洞,2018年5月17日被北京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经潢打蜡,有乌丝栏,楷书书写劲健流畅,梵文原印,极为难得。
这卷经书来自于日本著名汉学家滨田德海(1899年-1958年)。1924年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后,滨田德海进入日本大藏省,历经银行局、专卖局和主税局,后升至事务官,并曾以兴亚院专家身份长期在华供职。他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疯狂探寻敦煌遗书,收获颇丰。其收藏多年来源于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李氏所藏敦煌遗书多以京师图书馆监守自盗。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国之密宝被私人窃取,令人心痛。这部分重要的“滨田珍藏”在其辞世后,经日本第37回国会议院运营委员会图书运营小委员会于1960年12月13日进行审议,一部分以国库预算由全国会图书馆购藏,余下遗珍一直由其后代秘藏。此卷《金刚经》历经颠沛流离,终于百年后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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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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