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艺术日记与眼光

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它对文人画笔墨要求的影响极其深远。

《富春山居图》的一段段传奇故事，也成为了这幅画卷的魅力所在。其中，尤其是乾隆与《富春山居图》真赝两卷的那段往事。《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赝本）与无用师卷（真本）同为其所得，子明卷却为乾隆所珍爱，可谓五十余年形影不离，这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画卷之上写满了他的题跋，俨然成了艺术日记。

然而，《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则被乾隆定为“赝鼎“后，冷冷地束之高阁，一字都未题写。如果所题是真本，一方面，乾隆对古书画的破坏可谓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乾隆的艺术鉴赏仍存在巨大的问题。

有人说，《富春山居图》是山水画里的《兰亭序》。回望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卷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代表之作，也是中国山水画笔墨意趣的最高代表。因而，这卷《富春山居图》为历代画家所追捧，竞相临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明代沈周的《仿富春山居图》、清代王翚的三卷《富春山居图》、近代吴湖帆的《富春山居图》。然而，在竞相顶礼膜拜的同时，其赝品亦是层出不穷。这其中，就包括被乾隆写满了题跋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这个画卷承载这太多光阴的故事，跌宕起伏而又充满传奇。正如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题跋所说，“无用（即无用师）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于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 。事实的确如此，有明初大画家沈周持此卷被巧取豪夺在先，而明末清初吴问卿（吴洪裕）想携此卷驾鹤西去在后。等等。总之，关于这个“画卷”有讲不完的故事。

在后来，《富春山居图》就与乾隆皇帝发生了一段奇缘故事。《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与无用师卷同为皇帝所得，子明卷却为皇帝所珍爱，可谓五十余年形影不离（恐怕宫中妃嫔都没有如此厚遇），这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画卷之上写满了皇帝的题跋。然而，《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则被乾隆皇帝定为“赝鼎“后，冷冷地束之高阁，一字未都题写。

因画上题款为：“子明隐君将归钱塘，需画山居景，此图赠别，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故此卷《富春山居图》为子明卷。此卷是乾隆十年（1746年）入内府。乾隆得此画卷时大喜过望，其兴奋程度，不亚于明末清初《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拥有者吴问卿。何以见得？因为子明卷的画面空白处写满了乾隆皇帝的题跋。其数量之多，用乾隆自己的话说：“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到嘉庆四年（乾隆做了四年的太上皇），画卷上共享55处乾隆的题跋，其中画卷之中有53处，另外两则题跋写在了画卷的前后隔水（手卷形制的一个名称）之上。

而开卷第一则题跋就是这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这可以说为乾隆皇帝最后一次题跋。乾隆皇帝也知道，看到自己在子明卷上满满的题跋，满意地写下了最后这句话。

子明卷虽然惨遭乾隆破坏，但从这一段段题跋中也看到乾隆的艺术追求与爱好。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乾隆与这画卷的艺术的故事。与其说这是一卷乾隆心中的经典之作（实为《富春山居图》赝品），不如说这是乾隆图文并茂的艺术笔记。从乾隆十年起，皇帝北至吉林、辽宁盛京，六次南巡到杭州、苏州、绍兴，东临登泰山，西访巡五台，承德避暑山庄狩猎，津门、田盘巡视，子明卷一直如影随身，携带在行笈之中。

综观全卷题跋，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画卷来历的叙述与真伪的考证，题跋的数量不是很多，全卷大约有五则； 二是就画卷本身的艺术评价，数量也不是很多；第三类最多，都是乾隆携画出巡，引发联想以及印证艺术与自然相合的感性记录，犹如旅游笔记一般。

有关画卷来历的叙述与真伪的考证，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足见乾隆皇帝的认真与自信。譬如，乾隆得此卷的第二年（乾隆丙寅年），在画卷上题写了最长的一段题跋：

“乙丑夏，沈德潜进其所为诗、古文稿，几暇批阅，则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焉，所记题跋收藏始末甚详。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而德潜文中所载沈、文、王、董、邹氏五跋，有董、邹而缺其三，且多孔谔一跋，以为山居与富春自两图也。然爱其溪壑天成，动我吟兴，乃有长言，亦命德潜和之。且询其较富春为何如？德潜之跋以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居少间，恒举以告朕。朕谓：或者汝弗识耳，试将以来。剪烛粗观，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观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而新为伪。反复详览，始知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匪惟予误，沈德潜之嗟咨叹赏，勒文以记者，亦误也。奚啻德潜，高士奇、王鸿绪辈之侈，鉴赏之精，贾直之重，以为豪举者，均误也。富春山居本属一图，向之题山居者，遗富春二字，故虽真而人疑其非是耳。虽然，摹董而即董，肖黄而即黄，盖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且其别种亦有，实出旧人手笔，而古香清韵，堪以继武石渠宝笈者，概以二千金留之，予因之有深警焉。叹盛衰而归梦幻，德潜盖详言之。玩物丧志，又不若不识者之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鲜明。于浏览其尚可也，于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爰书之于旧图，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  丙寅长至后一日，重华宫御识并书。”

文字中明确表明了乾隆的鉴定态度，即先得到黄公望“山居图”为《富春山居图》真迹，安岐旧藏名为《富春山居图》为赝品。不知乾隆皇帝是出于对“富春山居”极度的喜爱，还是出于固执己见的极度自信。置名臣沈德潜记载真迹有“沈、文、王、董、邹氏五跋”且与子明卷不符而全然不顾。甚至还嘲笑安岐、高士奇、沈德潜、王鸿绪等人的鉴赏能力有待提高，为他们的浪费钱财、消耗精力而叹息。事实上，这段题跋在后人看来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最好例证。笑话他人看不穿，且自信的认为“因一事（《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发现）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可真正被嘲笑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只因他是皇帝，大臣们只能附和赞同。吓得梁诗正只能是说“以旧为真，而新为伪”。

正因为乾隆确认子明卷为真迹的自信，所以在之后五十余年的岁月中，乾隆与此卷形影不离。于是历史所发生得画幕总是惊人的相似。《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拥有者吴问卿自得此画卷，也是与之形影不离，吃饭、睡觉、出行皆不离其身，为了它还专门盖了一座房子，名曰“云起楼”。甚至在其马上要辞世的时候，也要侄子把《富春山居图》烧掉，乞愿到另外一个世界也同样可以拥有。

不过，乾隆没有如此的奢望。只是在子明卷上增加了自己的笔迹，或许是希望能够同黄大痴（黄公望）同痴。

“辛亥春，携卷至田盘，与名境相印，又一胜事。御笔。”

“淀池舟行，见梁笱（竹制捕鱼器），印之图中，益知鱼家生计。甲寅春御题。”

“此图数随行笥，甲戍东巡至吉林，驻跸松阿里江上，沙渚烟邨，恍然图中胜处，因于行在展卷，书之时八月九日也，御识。”

“予南巡四至浙江，富春皆未到也。或眺于山阴道中，或见于云栖江岸，或寄想于尖塔海亹。今来坐观潮楼，目送银涛，远平春渚，一峰长卷，彷佛遇之，则入山而身立画中，何如望山而画在目前耶？兹行既辨浙江涛、广陵涛疆域之舛，与前此考订山居真赝事颇相类。予之不欲蓄疑，固不以小大歧视耳，乙酉春御识。”

诸如此类的题跋，画卷之上还有很多很多。都是记录了乾隆皇帝巡视各地时，见当地之景象而不忘与《富春山居》相印证。据统计，在天津田盘山（今为盘山）时的题跋次数做多，全卷共计12处；其次是南巡浙江杭州时，有四处题跋。天气晴朗时，或记下一段；倚窗听雨时，或记下一段；政务闲暇时，或记下一段。春天日暖花开时，记下一段，冬天快雪时晴时又记下一段。

画卷上甚至还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记载。一个与画面毫不相关的历史事件都成为了画中题跋：戊申春巡驻津门，得台湾生获庄大田捷报，展卷想见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御识。乾隆戊申年（1788），皇帝正在天津巡视，忽然听闻台湾曾与清廷对抗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被捕的捷报，十分振奋，想象着将士凯旋的喜色，超过观赏富春山的感觉，当即题写在画卷上。

看着画卷上满满的题跋，不难想象当时乾隆皇帝内心的喜悦与外在的满足感。等到画面留白处实在题写不下来了，乾隆决定在卷首写下了总结：“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然后钤印，“太上皇帝”、“十全老人”。如此爱这幅画卷，而画卷竟然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被束之高阁，乾隆一个字迹都没有留在上面。

虽然题跋可比之为艺术日记，然而真正分析，如果这是真本，乾隆对古书画的破坏可谓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乾隆的艺术鉴赏事实上仍存在巨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