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27年更名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04月01日更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07月0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在浙江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时空中，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陈汉第则是其前身的最早创办者之一。

陈汉第简介

陈汉第（1874年-1949年）字仲恕、仲书，号伏庐，浙江杭州人，出生在书香门第，其父亲陈豪（1839—1910）是清末著名的画家、诗人。陈汉第，清末翰林,早年留学日本，与孙中山等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清史馆编纂、提调、故宫博物院委员等职，曾参与求是书院、林社和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建。晚年寓居上海，潜心书画艺术创作和金石收藏。

求是书院的建立

浙江大学校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以新闻业著名、曾经出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杭州人汪康年(字穰卿)在上海参加“强学会”。他主张变法图强，遂与各界名流探讨“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并提出：“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同年夏，汪康年回到故乡杭州，与友人陈汉第等商议在浙江筹建崇实新式学堂之事，受到在籍养老的京官朱智（字敏士）尽力赞成。当时二十二岁的陈汉第正殷切企盼“兴教育、图自强”，于是，与汪康年、朱智等各处奔走，竭力鼓吹，力陈兴办新学的意义。但由于浙江官绅从中梗阻，久久未能遂愿。

正当陈汉第等为创办学堂之事四方奔走之时，林启（字迪臣）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从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廖寿丰（字谷士）也于同年调任浙江巡抚。林启是清同治甲子科(1864年)举人、光绪丙子科(1876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陕西学政、浙江道监察御史等，后外放衢州府任知府。20年来的为官生涯，使他深感储才崇实的重要，因此非常赞同汪康年、陈汉第和朱智创办新学的主张。他在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顶住多方面的压力，趁他受命查办杭州普慈寺僧人的不法案件籍没寺产的机会，决定就寺兴学。林启在汪康年、陈汉第和朱智等人的大力促进和协助下，终于翌年丁酉(1897年)正月，成立了“求是书院”。所谓“求是”，意即“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为什么不称学堂而称“书院”？陈汉第在1947年浙大校庆时撰文道：“虑官绅或又梗阻，定名为求是书院”。

书院由林启兼任总办、举人陆懋勋为监院、贡生陈汉第任文牍斋务（实为副监院）。陈汉第幼承家教，办事十分认真，又富有才干。尽管文牍斋务的工作非常繁杂，收入不高，但他“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其精神亦至足令人佩仰”。
1898年4月，陆懋勋应礼部试，陈汉第任代监院；7月，陆懋勋春闱报捷，入词林，改任学院总理，陈汉第由文牍斋务升为监院。

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派生留日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呼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2日，经光绪皇帝同意，“选派生徒留日遂成一项国家重大决策”。其实，早在陈汉第任代监院时，已根据浙江省巡抚廖寿丰的要求和林启的意见，商定求是书院派何燏时（燮侯）、陈榥（乐书）、陆世芬（仲芳）、钱承志（念慈）等四人为首批留日学生。（浙江武备学堂也同时选派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等四名湘鄂籍学生留日）浙江这一举措，成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开了中国留日运动的先河”。

陈汉第任监院后，因政局动荡，工作十分辛苦。先是“康梁柄政”，朝庭连连下谕要各地开办学堂。求是书院也因此扩充学生名额——除原有的“内院生”，又增外院生60名。这样，每个学生除了自缴膳费外，尚须缴纳修金(即学费)24元。陈汉第又不得不收买土地，增筑校舍。至8月，突遇政变，诏命收缩。监院本先借垫建筑与设备费六千余元，费尽周折方得归垫。政变以后，许多学生纷纷退学，留下来的仅十之一二，都是具有定识而经过考验的人。

陈汉第不仅为书院事务奔波操劳，还非常爱护学生。庚子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蒋方震（字百里）等一批进步学生为朝庭的屈辱无能感到十分气愤，便成立“励志社”，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引起当局注意。陈汉第担心他们遭到迫害，便告诫蒋方震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是年冬，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蒋百里激于义愤，赋诗悼念。书院碍于当局的压力，拟将他除名。但不久，求是书院又将蒋方震和蒋尊簋(字伯器)、王嘉榘(字惟忱)等18人派送赴日留学。后来，蒋方震成为我国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

庚子(1900年)后，有识之士又提议在各省创办大学。当局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于是，辛丑(1901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壬寅(1902年)又去“求是”二字，改称“浙江大学堂”，同时扩充学生名额至120人。当时，陆懋勋已入京，学堂由劳乃宣任总理。陈汉第也因种种原因辞去监院职务，离开了求是书院。此后，陈汉第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走上政途，历任水灾督办处坐办、印铸局局长、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和参政院参政等职。在学术方面，他担任过清史馆编纂、提调、故宫博物院委员等。陈汉第晚年寓居上海，潜心书画艺术创作。

创建林社

林社

林启任杭州太守四年（1896—1900年），兴利除弊，政绩卓著。他是杭州近代教育之开拓者,先后创办了“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浙江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和“养正书塾”，培养出邵飘萍、许寿裳等一批杰出人才。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月廿四日(1900年5月22日)，林启去世，享寿六十二岁。其家属本拟运柩归福州，后因陈汉第、邵章、陈敬第、何燮侯等杭州人士为永志思念，倡议在西子湖畔建林社设祭，故决定留葬孤山。立社公牍，由诸以观、樊嘉璋等领衔，项藻馨、蒋方震等署名，内称“社基四分六厘后面尚有空地六分七厘，并非魄”。其留葬之牍则由樊嘉璋领衔，邵章、陈汉第、陈敬第、何燏时、许寿裳、马叙伦等署名。这里，陈敬第即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是陈汉第的胞弟。林社的倡建及扩建，陈汉第、陈敬第（叔通）兄弟起了很大的作用。

多才多艺

陈汉第自幼聪慧，又承家学，对诗词古文、书画金石均有很深造诣，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

他学法律，编著有《法学通论》（天津丙午社光绪三十年出版），编译《商法总则》（天津丙午社光绪三十三年出版）。他虽长期从政，少有时间泼墨挥毫，但从未影响他的兴趣，还在金石文字收藏方面取得成绩。到了晚年，他寓居上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书画艺术创作上，出了不少佳作。

陈汉第松竹画作欣赏

陈汉第善写花卉，也画山水人物。在他笔下，枯木竹石无不精神。他尤喜画松竹，其作品《赤松》、《虬松》、《劲松》、《罗汉松》；《朱竹》、《墨竹》、《菊竹》、《凤尾竹》等，不仅笔墨谨严，极有法度，画面也生动有致，格调淡雅。1936年画的《云栖翠竹》，犹如绿云压径，飘逸生动。其书法以行书见长，他画的扇面，书画合璧，亦显功力。

陈汉第扇画欣赏

1920年5月29日，留英研习律法的画家金城集合当时北京、天津地区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收藏家陈师曾、陶瑢、贺履之、陈汉第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这是当时北方画坛最大的美术社团。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定期观摩(展览)，招收研究员(学员)，聘请画学评议(教员)，以培养中国画人才为主要内容。陈汉第是研究会的“早期评议员”，评议员还有陈师曾、贺良朴、徐宗浩、萧谦中、俞明等十数人。关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详细内容请见318编辑的前一篇文章《金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

陈汉第爱好金石，擅篆刻,有《伏庐印谱》传世。他“尤嗜研究古玺印，藏印颇丰”，有《伏庐藏印》6册（后于1940年据《伏庐藏印》另辑《伏庐选藏鉨印汇存》3册），每页有一枚印章。陈汉第为《伏庐藏印》自序。他在序中称：自已二十岁左右开始收藏金石文字，但收藏的“大半皆近时拓本”，直到1912年冬，与裴子逐一鉴别，才知自已的旧藏 “不足观”。他先是收藏六朝碑志、秦篆汉分、初唐巨碑、宋明旧拓，但因“旧拓精本殊寥寥”，即使见得精品，也多是“同好辗转商让而得”，因此价格极高，“动辄数千百金，竟不敢问价”，于是，渐渐失去兴趣，转而从事搜集秦汉印章。他“博观约取”，自1918至1919年，就得印章二百钮，其中，他自已审定了十之五六；与裴子商榷而后定的有十之四五，因印谱成于1919年，故称《己未集》。到1920年，又编5册《古杭陈汉第集印》，又称《庚申集》。

情系浙大

陈汉第自1902年离开求是书院后，再没有回国立浙江大学任职。但他与浙大的情缘却始终连接着。1947年浙大五十周年校庆时，他曾撰写过《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一文。2006年，浙大图书馆在整理一批古籍时，发现其中许多书籍都盖有“陈汉第印”、“伏庐”和“伏庐老人”等印章，显然是陈汉第赠送给母校浙大的，粗略估计约有一、二千册。这些书中有些是校图书馆所缺藏的珍贵图书，其中还有陈汉第本人撰写的《租借地刍议》和《显考蓝洲府君事略》（此书收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弥足珍贵。这些书籍究竟是何时所赠，又有谁经手，已无从查考。但从当时加盖的“国立浙江大学藏书”和“伏庐老人”两枚印章来看，当是陈汉第晚年所赠。可见，陈汉第始终关心着他亲自参与创办，又为之付出过心血的学校。

陈汉第先生的赠书，极具文史价值，不仅为浙大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古籍藏书，留下了悠悠浙大历史的印证，还留下了这位求是书院的创办者、老师长对母校的拳拳之心和对浙大莘莘学子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