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湖帆题跋的清代董邦达《慈山图》

原标题：鉴赏丨吴湖帆题跋的清代董邦达《慈山图》研究

董邦达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清代乾隆时期的重臣，官至礼部尚书，又是一位出色的文人画家。他的山水大都有乾隆御题，为友人、达官显贵所绘者甚少。而上海博物馆所藏《慈山图》则是董邦达为嘉善曹庭栋所画，意在表现曹氏孝敬母亲之意。此画后为近代书画鉴藏家钱境塘所得，上面有大画家吴湖帆题跋，文中涉及到了张大千，进而又为此画增添了不少精彩的故事。

上海博物馆藏《慈山图》轴，是清代宫廷画家董邦达（1696—1769）的传世精品画作之一，1985年11月12日，杨仁恺先生赴上海博物馆参与鉴定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时，在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中记录了当时的笔录现场观摩意见。

董氏隶书“慈山图”三字，六圃上款。吴倩题裱上。

此图较平日所作为佳。

因此，这幅山水画作曾分别被收录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0·清代绘画》 和《中国绘画全集·第27册·清9 》中，另外还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的《丹青传相业：董邦达、董诰书画精品集》中。该图上款作：“慈山图，六圃年先生属写，董邦达。”钤白文方印：“邦达”；朱文方印：“东山”。由此传递的相关信息可谓相当清晰完备，即该图是董邦达应别号“六圃”者邀请而作。

关于“六圃”其人，据清浙江学政阮元（1764—1849）《两浙輶轩録》卷十九载：

曹庭栋，字六圃，号慈山居士，嘉善诸生。著《产鹤亭诗集》、《梧门诗话》。吴孟举（乾隆间浙江海宁石门书生）刻《宋诗百家钞》：近日嘉善曹六圃庭栋，复有《百家诗存》之刻。余亦从《四库全书》中钞宋人诗百余家，皆孟举、六圃所未见者。六圃著《产鹤亭诗》大似北宋人。《过赵若诵故居》诗云：凄迷芳草乱啼莺，高卧俄惊岁月更。春雨连朝小巷永，卖花声逐卖鱼声。《梅花渡》云：香雪消残烟草平，鹭行桥畔鹁鸪鸣。小轩易地听春雨，寒瘦一枝墙角横。《钱菊农别墅》云：一生心事只烟萝，垒石疏泉小结窝。鹤去不还梅亦老，绿凉坡下草痕多。六圃居东园，有佛阜键户，著书三十年，所坐木榻穿而复补。又于城北门外里许筑生圹，旁架屋颜曰：永宇溪庄。绕圹种梅花成林。黄璋有句云：榻穿佛阜趺痕隐，旷筑梅花手植多。亦是纪实。（清乾隆、嘉庆时期诗人、文学评论家袁枚，1716—1798）《随园诗话》：嘉善曹六圃少宰，蓼怀之孙，隐居不仕，自号慈山居士，自为寿藏，不下楼者二十年，著作甚富，余爱其晩年佳句。如：废书祗觉心无着，少飮从敎睡亦淸。病敎揖让虚文减，老觉婆娑古意多。诗眞岂在分唐宋，语妙何曾露刻雕。余称其诗专主性情，慈山寄札谢云：老人生平，苦心被君一语道破。屡招余往而竟不遂其愿。卒已八十五矣。钱仁荣（1771—1806）曰：六圃中年后，絶意进取，杜门著书，时或弹琴赋诗，写兰石，摹篆隶，以抒其闲寂之抱。尝于所居累土为山，环植花木，奉母以娱，名曰慈山，因自号为慈山居士。著有《易准》、《孝经通释逸语》、《昏礼通考》、《琴学内外篇》、《朱百家诗存》、《产鹤亭诗集》。

而曹庭栋亲自作勒石永宇溪庄的《慈山居士自叙传》则这样表述自己的追求抱负曰：

居士非逃名晦迹，自托于楼迟岩谷者流也。少读书，志显扬，不汲汲于求遇，而卒亦无所遇。中年以后，遂绝意进取，负郭有田亩给衣食。居有园，敝庐荒径，扫除便自谓佳，萧然杜门穷年，著书于其中；时或弹琴、赋诗、写兰石、摹古篆隶，以抒其闲寂之抱。得失两忘，荣辱弗及，纵无可乐，亦若不知有忧也。与人接无饰容妄言，简质类傲，恒自贬抑；然值是非邪正之交，不少屈已以就人，以故世人爱者、憎者半焉。足迹所经北燕南闽、山左江右；江南往来，登涉务揬其胜，此特壮盛时事。尝于所居累土高数丈，环植花木，奉母以娱，命之曰：慈山，因自为号著。······

据上记述，可以明确认定董邦达上款的“六圃”，正是以其《老老恒言》著称的浙北嘉善魏塘镇人、清代养生学家曹庭栋（1699—1785）。其别署慈山居士，跟他“累土为山，环植花木，奉母以娱”的“慈山”有关。其《产鹤亭诗二稿》之《慈山》诗序曰：“甲子岁（乾隆九年，1744）二月九日，家慈七十诞辰也，时于园之艮隅累土为山，山适成，因命曰慈山。”诗云：

一篑初覆地，窃作九仞想；牵挽萃众工，猝难度以丈。下有鸭脚树，卅载看渠长；培根渐及枝，竟体沃膏壤。徘徊审山势，即此得其髣；时维二月九，春和气融瀁。慈帏敞寿诞，适对兹山爽；兹山讵云高，吾乡却无两。缀以仇池石，种以仙人掌；有鹤时一来，清唳发幽响。板舆憩其巅，飘飘出尘坱；环顾城堞低，比屋识里党。远睨塔影悬，云树共苍漭；悠然老颜娱，目快佐颐养。海内几名山，峨峨开辟昉；幽奇信百态，敦艮无定象。似兹积累功，亦岂限高广；载歌冈陵诗，愿增他日仰。

由此足以进一步确认慈山是曹庭栋四十五岁左右的乾隆九年二月落成于嘉善魏塘镇上。乾隆廿五年（1760）曹庭栋六十二岁时作《续魏塘纪胜》之《慈山》诗序再度追述十多年前造山始末曰：“乾隆甲子春浚城河，余以园艮隅地，堆积淤泥，人便之。俄而成山，山有银杏树，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岁，埋核萌始，植于兹地；为山时，自□壅及其枝，畅茂如故，今宛若植于山顶者。”诗云：

眼看一篑积嶙峋，银杏枝高怡等身。愁绝于今山顶立，满头白发望云人。

值得欣慰的是，曹庭栋当年人工堆塑的慈山，抵今宛然犹存，位于嘉善县城所在地魏塘镇亭桥南路136号嘉善县第一中学校园内。慈山原名息园，本为明崇祯年间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钱士升私园；归曹庭栋后改称东园，葺产鹤亭，堆慈山。现假山底周长87米，高约7米，缀以湖石、石笋，花木掩映；山巅新盖产鹤亭，南侧有池塘，假山环绕池塘东南西三面。1986年12月，慈山被列为嘉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据活动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的吴门彭蕴璨在《历代画史汇传》卷二十一记载：

曹庭栋，字楷人，号六圃。尝筑圃奉母游娱，命曰：慈山，亦以为号。嘉善人。自言于二十二岁学写兰石，至六十七始画墨竹，曾进御览。画菊不拘古法，墨采鲜丽，丰神圆朗，一时罕匹。六十以后，绝意进取，杜门著述；绘事之外，或弹琴赋诗，摹舄篆隶，以抒闲寂。康熙己卯生，乾隆乙巳年卒，年八十有七。

这一画史资料透露曹廷栋不光是一位诗人、学者，而且著述颇丰。同时，他也是一位善写幽兰怪石、墨竹菊花的业余画家。所以，他可能跟董邦达相识，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于他的兰画“曾进御览”，也许正是通过董邦达这位乾隆皇帝身边的宫廷画家转呈也未可知；尽管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哪怕曹庭栋《产鹤亭诗稿》也不见相关线索可循。而且由于董邦达替曹庭栋作《慈山图》时未署年款，现在也无法确定他创作的下限时间，因为《产鹤亭诗稿》同样就此不见有关诗文记录在案。不过，从“慈山图。六圃年先生属写。董邦达”款署，姑且推测其创作上限，应当在曹廷栋塑造慈山的乾隆九年（1744）二月之后三五年之内；一如乾隆廿七年（1769）与嘉兴友人浦镗相约进京应试赶考，以浦抵京暴病而亡，遂奔走北南替浦操办丧事多达七、八次之多而结识曹廷栋。后人称为“艺林宗匠”的茹纶常在《容斋诗集》里所写《寄题魏塘曹慈山先生俟庐》诗云：“遍种梅花近百株，俟庐风景世应无。他时好觅传神手，写作邠卿寿藏图。”因而基本推定董邦达为曹庭栋作《慈山图》的时间，相对宽泛地设定在乾隆九年（1744）到十五年（1750）董邦达48到54岁之间。

就此答案的求证，还可以通过前人对董邦达绘画艺术的点评，和《慈山图》本身呈现的艺术特色上加以研判。当时学者李调元（1734—1802）《淡墨录》卷十《东山山水》，曾这样评论董邦达的出色绘画技法：

董邦达字孚存，号东山，富阳人。癸丑（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改庶吉士，由编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取法元人，善用枯笔，勾勒皴擦多逸致，近又参之董（南唐画家董元，一作董源）、巨（南唐、北宋画家巨然）。天姿既高，而好古复笃，自然超轶，深为上所赏识。

曾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续编》、《秘殿珠林续编》的乾隆廿八年（1763）进士、官至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沈初（1735—1799）在《西清筆記·卷一》第八则有另一番赞誉：

董文恪尚书画理精到，平视宋人，较赵松雪（元赵孟頫）、黄鹤山樵（元黄公望）不啻过之。······文恪于暮年，眼昏眊，不能作；中年所作，皆供内府，故外间眞迹绝少。······

至于奉敕编纂《石渠宝笈续编》和《秘殿珠林续编》的另一位乾隆朝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在其续编《石渠宝笈》期间信手所作《石渠随笔》卷七《董文恪山水》中则认为：

董文恪邦达山水画法，予窃谓为国朝第一手。其山巅多云头、羊毛皴法。屋子皆整齐界画，无作草草茅庐者，盖北宋法也。魄力大而神韵圆足，又有一种士气，非烟客（清初“四王”之一王时敏）、麓台（清初“四王”之一王原祁）所能及也。……无美不臻，无法不备。

结合《慈山图》水墨枯笔皴擦居多的绘画技艺特点，此图庶几近乎李调元《淡墨录》和阮元《石渠随笔》描绘董邦达画风。而从创作时间上判断，确实像沈初《西清笔记》概括分期的那样，当归属董邦达中年时期佳作，断非垂暮之年老眼昏花所能完成。这也就难怪当年古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观摩《慈山图》轴后，不吝给予两个圈的好评了。想必董邦达当初虽未必设身处地，身临其境来到嘉善进行实景写生创作，这从他画慈山山顶并无曹庭栋曾经提及的标识物——银杏树几端倪可察；但这并不表示董邦达不了解慈山命名的缘起，或许曹庭栋向他简要描述过慈山大体情况均未可知。从画面安排慈山下厅堂正中端坐老妇人形象构图，显然表明董邦达是了解曹庭栋希望借重他的画笔，着重描摹《慈山图》孝敬长辈主题意图的；尽管现在尚未发现彼此乃至同时旁观知情者就此绘画创作原委记述或追忆哪怕片言只语，以至于我们只能作出以上这番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但他们之间友情深厚，仅由图间题款孤证和董邦达用心绘制的精工程度已可想而知，因为《慈山图》相当于董邦达留存宫廷以外少有的巨迹名品。

除了介绍《慈山图》本幅之外，值得推介钩沉的是，董邦达替曹庭栋画的这幅《慈山图》，系晚近嘉兴海宁籍著名古书画鉴藏家钱镜塘先生于1979年4月15日价让上海博物馆的，裱边尚有上述杨仁恺先生提及跟钱镜塘先生互为古书画鉴藏同道的吴湖帆先生题识，话及晚近该画鉴藏过程中的一段画外轶闻余话。遗憾的是，在所有涉及董邦达《慈山图》画册当中，几乎仅保留本幅画面而均未展现裱边题书；今特借重董邦达学术研讨会机缘，将此资料公诸于众，并就题识内容作一番考识探析。裱边右侧吴湖帆先生楷书题曰：

嘉善曹庭栋号六圃，晚称慈山居士。家有东园，具亭台花木之胜。乾隆甲子（九年，1744）后，于园隅土阜上筑楼奉亲，因名其处曰：慈山。曹有诗云：“旧业溪东五亩居”及“绕舍春风兴霭如”等句，即指此也。廿余年前，镜塘兄与张大千等曾游其地，山园俱在焉。庚申（民国九年，1920）、夏，携示董东山《慈山图》，略疏如此。吴倩观记。钤白文方印两枚：吴湖帆印，吴倩私印。

案，吴湖帆先生这一表述释放的信息相当耐人寻味，其中“廿余年前，镜塘兄与张大千等曾游其地”说，应该指的是发生在1928年夏末，张大千先生因鉴定某大户石涛画作为赝品被诬调包，而“在友人帮助下……与善子率眷迁居嘉善城南瓶山街14号”以及在沪开设古玩店的嘉善人陈士帆所建“来青堂”时期事。因为据流散坊间张大千结识嘉善名中医孙鸣桐（1882—1942，字凤凌，号凤翎、梦龄）在《梦龄室主人十九年庚午日记》中记述，1930年12月13日，张大千兄弟似乎是因耳闻清代近邻的慈山奉母典故，还特意效法曹廷栋故事，在旅居的来青堂替生母曾有贞办过六桌酒席，同样以贺古稀寿诞；出席寿宴的贵宾，还有专程从上海乘兴特地赶来祝寿的绘画界同道黄宾虹、张充仁、贺天健、马贻等人。抵达嘉善午后，一行人又兴致勃勃赴魏塘市河以北“元四家”之一吴镇（字仲圭）的梅花庵暨吴镇墓瞻仰凭吊，一如乾隆廿二年（1757）身为本地人士的《慈山图》主人翁曹庭栋也曾有此雅兴，到近在咫尺的吴镇墓拜谒，并有诗《过梅花庵访仲圭遗迹》为证，而张大千等则有传之今日墓前合影为凭。当晚寿宴结束，上海客人才心满意足地登上所雇46座包车，踏上返沪归途，完成一天贺寿访古旅程。

至于助张大千来嘉善一臂之力的“友人”，很可能也包括当时业已涉足沪上字画生意并且独资经营的钱镜塘先生；虽然他是否出现在1930年底老照片合影中暂时无从辨认，不得其详，也许他1920年前后到手董邦达《慈山图》，曾于1928年张大千避祸移居嘉善，曾特地携图来嘉善请张大千鉴赏，并陪同过来青堂北魏塘市河，到距梅画庵东不远的慈山作实地踏访考察也未可知。而张大千仿佛正是因为观摩了钱镜塘藏《慈山图》，并了解了曹庭栋跟慈山之间关系及其慈山居士名号由来，才灵机一动，拟稍后效仿曹廷栋孝顺娱母佳话美谈，生发出替母作寿念头的。此一动机尽管同样并未见诸钱、张彼此或知情人确切文字记录；不过，因缘由来根据吴湖帆先生题识等综合分析显而易见。真所谓：虽查无实据，必事出有因。

而鉴于吴湖帆先生题识同样并无年款，张大千避居嘉善在1930年前，他提及“廿余年前”钱镜塘陪同张大千曾游慈山当指这一时间段；由此判断，吴湖帆先生于裱边题识时间更应该为“庚寅”的1950年。否则，将题款时间置于“庚申”的1920年，则“廿余年前”钱陪张游慈山说，便难以有合理的对号入座时间加以解释。

综上所述，《慈山图》裱边吴湖帆先生题识，向我们披露了具有乡邦文物情结的该图鉴藏家钱镜塘先生入藏该图始末，以及张大千先生因与钱镜塘先生结缘结伴游慈山观此图有感，遂欲步画主人翁曹庭栋孝敬长辈举措，并最终实现了在《慈山图》本事发生地——嘉善，续演再现一场晚近家庭版映象《慈山图》愿景。这或许就是这一几乎不为诸多观众所晓，曾经被有意无意人为割爱了的吴湖帆先生题识背后真实故事凸显的重要性所在，相当值得旧话新提。至少值得提供研究者了解全覆盖该画幅的完整事实真相；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慈山图》的研究，才可能有全方位的认识和崭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