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右军书扇图》 绘写羲之书扇

仇英是一位作家与士气兼具的多能画家，他虽然出身非士流，但由于他在绘画上的精深造诣，得以和沈周、文徵明、唐寅等著名文人画家比肩雁行，被合称为“吴门四家”，在明代画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仇英《右军书扇图》是上海博物馆历代书画馆常设展2018年第一期的展出作品。此图绘写脍炙人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书扇的故事，笔墨技法为兼工带写的面貌，已脱出摹古的格局。整幅画面，各个人物神态生动，环境氛围契合情节，笔法刚柔相济，墨色浓淡虚实相参，可称是一幅有情有景有意蕴的人物故事画。推断此图应是仇英盛年艺术臻于成熟期的铭心之作。

“仇生负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遗笔空山水。至今艺苑名，清风满人耳。”明万历六年（1578）文嘉所题的这首诗，深情地怀念已故好友、著名的画家仇英。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虞初新志·戴文进传》后张潮跋语谓：“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又王穉登《吴郡丹青志》记载：“移家郡城（苏州），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则他从漆工转而学画是得到吴中著名画师周臣的指授。

仇英来到人文荟集的苏州后，结识了文徵明、文嘉、文彭、周天球、陆师道、彭年等文人和画家，艺术上受到他们的指点和熏染，画名渐起。大约在中年时，他应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的邀请，到项家作画，前后达十余年，“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他认真揣摩研习，并临摹了不少名迹，“粉圆黄纸，落笔乱真”，经过一番刻苦的学习，他的画艺日趋精进，于人物、山水、花鸟、界画，无不精妙。

他擅长青绿山水，追宗宋赵伯驹，极其精致华美，明董其昌评为：“赵伯驹后身，即文（徵明）沈（周）亦未尽其法。”人物仕女则取法唐宋，尤长于谨细设色的工笔画，时人评道：“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同时，他还有一种水墨粗笔的画体，用笔纵放，墨色苍润，这是他在取法老师周臣所嗣承的南宋李唐画法的基础上，融入了元明文人画简逸的笔意，在艺术格调上接近文徵明一派。

仇英可谓是一位作家与士气兼具的多能画家，他虽然出身非士流，但由于他在绘画上的精深造诣，得以和沈周、文徵明、唐寅等著名文人画家比肩雁行，被合称为“吴门四家”，在明代画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有关仇英的生平行迹，史籍记载十分寥寂。他的生年，众说不一，卒年据考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腊月前。从文嘉的题语中，知他享年不永，大致活了五十岁左右。仇英一生虽然较短促，但他勤奋专志于绘画事业，“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因而创作的作品却颇为丰富。《右军书扇图》便是流传下来的一件代表作。

《右军书扇图》纵280.5厘米，横98.1厘米，纸本淡设色，此图绘写脍炙人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书扇的故事。

王羲之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大书家，他改易了汉魏以来以隶书、章草为主体的书风，采张芝草书和钟繇楷体之长，并吸收了民间简便的字体，加以融会变化，写出了遒逸俊美流便的新书体，卓然自成家法，独步当代。南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赞美他的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他的墨迹，广为搜辑，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称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者，其惟王逸少乎。”王羲之的书法奠定了南朝和隋唐书法的基础，并一直为后世人奉为行书和草书的圭臬，流风余韵，被及千余年，至今不绝。

王羲之在世时已名满朝野，时人得他片纸寸缣视为珍宝，随之流传他不少有趣的故事，右军书扇就是其中的一则，事见《晋史本传》。大意讲：王羲之在绍兴蕺山时，见一老媪持着六角竹扇在街上出售，但终日无人问津。羲之见此状甚是怜悯她，就取扇在上面各写五字，老媪见了颇为不快，羲之笑着对她说：“这题字扇但讲是王右军所写，每扇可得一百钱。”老媪将信将疑，拿扇到集上去卖，果然人们竞相购买，很快就售之一空，老媪惊喜不已。第二天，她又拿着扇子去请羲之题字，羲之笑而不答。

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珍视。

画家仇英撷取这一题材作画，显示出了他在表达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娴熟技艺和独特的匠心。画面描绘山隈一角，依山傍水，修竹临流，境界清幽恬静。环境的布置十分切合王羲之乐于游弋山水的高雅志趣。山石下竹林中，羲之头束折角巾，身穿宽袖长袍，悠然地坐在鼓凳上，一童儿侍立在旁。白发苍苍的老媪面向书法家拱手作揖，身边放着一筐竹扇。这里，画家不去描写右军正在书扇的场面，而是选取了老媪卖扇获利后再次求赐翰墨的情节，蕴意更觉耐人寻味。图中王羲之眉清目秀，一绺长须垂胸，意态含笑自若。书法家才高学富、潇洒中略带自负的神情跃然纸上。而老媪则显出甚是谦恭的样子，身躯微屈，抬头仰视的目光中流露出信服和期待。画家通过人物内心情绪的细致刻画，把王羲之书法名重当代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

此图的笔墨技法为兼工带写的面貌，已脱出摹古的格局。尤其人物的白描功力相当深厚，人物脸部的线描柔和细劲，须眉丝丝可见；衣纹的用笔简洁畅利；周围山岩岗石，以刚健的笔势和着水墨随意勾斫皴染，表现出峻强的气势；修竹的笔墨挺发而秀逸；远处坡岸淡墨抹染，益增渺远的空间感。整幅画面，各个人物神态生动，环境氛围契合情节，笔法刚柔相济，墨色浓淡虚实相参，可称是一幅有情有景有意蕴的人物故事画。推断此图应是仇英盛年艺术臻于成熟期的铭心之作。

（本文原刊于《上海博物馆藏宝录》、上海博物馆公号，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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