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

318在此之前为大家讲解了18世纪末19世纪兴起的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今天318便为大家讲解这一艺术流派的杰出大师——大卫。

如果说罗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大卫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大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大卫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大卫的艺术人生

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出生在巴黎一个服饰用品商的家里，9岁成为孤儿，由他的叔父彼隆抚养。皇家建筑学院秘书塞代作为他的叔父，为了培养他，送他去他们的朋友、当时著名的画家布歇那里学画，虽然布歇对他的速写印象深刻，却无暇执教，而把他推荐给了学院派画家维恩做学生。1766年秋大卫开始了在学院的学习，通过临摹雕塑品和研究古典绘画，他逐步掌握了学院派的一般规律，随后也加入了罗马大奖的角逐。好像是命运要考验他一样，大卫经过了痛苦的4次失败后，第5次才于1775年夺得了盼望已久的罗马大奖。他多得大奖的这幅画的题目非常冗长，是《叙利亚国外谢列沃克之子安秋赫得了爱上继母斯特拉托尼卡的相思病，医生艾拉季斯特拉道出病因》，其基本精神还是温和的学院派风格。适逢此时，他的老师维恩被任命为罗马法兰西学院的院长，于是他们师徒一起赴意。

在西方美术史上，对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复兴曾经历了三次高潮，每一次都导致了艺术上新的变更。第一次是开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第二次是17世纪的普桑主义，它导致了学院规范的诞；开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古典主义复兴，我们将会看到，它在艺术上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过大卫在意大利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这种复兴的意义，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秉性做着选择。尽管他遵循维恩的指示严格按照古代艺术标准来画素描，但他心里却考虑着“当代性”的问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当时的格式将对象做些调整。在罗马的最后阶段，他临摹了瓦伦丁的《最后的晚餐》这至少表明，大卫在最初的阶段对色彩极感兴趣。也许是受他亲戚布歇和他的朋友弗拉戈纳尔作品的影响，大卫早先也画过一些带有明显罗可可倾向的作品。这方面在他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全面抑制，但也使他的色彩变得更微妙而有表现力，所以大卫还不是一个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的素描家。只是在后来，他的兴趣才逐步转向对普桑艺术的崇拜，他才逐步认识到古希腊罗马艺术中蕴藏着多么大的力量：它的生气勃勃、严格朴实的风格、形式的完美、内容的深刻与明晰，足以对抗当时那些矫揉造作的、色情的、萎靡的旧艺术，以古代英雄的事迹反映第三等级的意识形态以激发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情。

大卫·《乞讨的贝里塞赫》，画布油画，1781年，288x312cm，里尔美术馆藏。

1780年大卫学成回国，并于第二年完成了《乞讨的贝里塞赫》。此画仍继续了他在罗马时期以强烈的光影对比追求浮雕效果的探索，但就像格勒兹甚至他老师维恩的作品那样，边缘线还十分模糊，人物也缺少力度，但此画使他得以进入学院。1782年大卫结婚，也许他的婚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他的岳父既有钱又有地位，这对他的事业有帮助。果然，不久他就通过其岳父得到了官方的订件，为了完成这幅画他携妻子和学生再赴罗马，用1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幅名作《荷加斯兄弟的宣誓》。

大卫·《荷加斯兄弟的宣誓》，1784年，330x425cm，巴黎卢浮宫藏。

此作的叙事性是明显的，它描绘了一个罗马历史学家记录的一个历史故事：在建立共和制的斗争中，罗马人与邻近的阿尔巴人发生争战，战争持续了多年未分胜负。最后双方决定各选三人一决雌雄，败者则臣服对方。罗马人荷加斯三兄弟被选出与阿尔巴的加利亚斯三兄弟决斗，但他们其中之一却是荷加斯的姐妹贺拉蒂娅的未婚夫，而小荷加斯的妻子则是加利亚斯兄弟的一个同胞姐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们决定为了国家的利益大义灭亲。战斗开始了，荷加斯兄弟杀死了加利亚斯三兄弟，但回来后却遭到自己姐妹的职责。一怒之下，他们便杀死了自己的姐妹。国王对此称赞道：“你们的美德使你们的荣耀超过你们的罪过。”在这里，大为选择了出征前宣誓的场面，老荷加斯以正式的仪式把代表了果敢、力量和决心的剑交与三兄弟，而三兄弟两腿叉开，平伸力臂，似乎他们接过利剑就毫不犹豫地立即奔赴沙场去消灭敌人。整个画面像是一出舞台剧一样在一个平面上展开，战士们的坚强有力是前所未有的，但角落里的女士们却仍反映了格勒兹那种伤感剧的场面，当然在这里却意义不同。这个“伤感的角落”一方面缓和了画面的紧张，不使宣誓变成一种滑稽的动作，而具有真实感，另一方面则反衬出战士们的勇敢和冷酷的决心，从而赞美了英雄主义和刚毅果敢的精神，鼓励了人们为了正义的事业要敢于牺牲一切。

作品完成后立刻引起了轰动，当地人不仅接连不断地去画室参观此作，甚至他们还邀请大卫定居意大利。但大卫坚信，他的事业在祖国。然而这幅画运回国内后却为官方所否定，并禁止此画公开展出，经过画家及他的朋友们的努力之后才被允许在1789年的沙龙上展出。经历大革命洗礼的巴黎人立即为画中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们把它看作是一面旗帜，一个废除旧制度、誓死保卫共和国的象征。作为一面旗帜的象征，此作在艺术上的意义更为深远，它也使画家本人看到了艺术的社会作用。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卫不仅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和艺术制度的改革，而且把视角放到了当代题材的创作上。他的《拿破仑一世加冕》、《网球场誓约》、《马拉之死》等作品更以其新闻色彩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的作品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他注重画面的真实性（当然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真实），以对待历史画的严谨来表现现实题材。他曾说过：“我的意图是要以一丝不苟的准确性去描绘古代风尚，要让那些希腊人、罗马人看了我的画后，不会感到我的画同他们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这种历史真实的态度不仅仅是方法对以后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兴起以相当的推动，它导致了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的确立。在这一方面，大卫常常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潮流画家”。

不过，大卫还有着另一方面的思考，他企图通过对古代艺术的研究寻找不受任何时尚左右的纯艺术的永恒的法则。他认为，这一点古希腊罗马人曾经做到了。在他最早开始这种尝试的《荷加斯兄弟的宣誓》一画中，整个画面像是对一组古代雕塑的摹写，光线在这里强化了“雕塑”的力度，画家有意对受光面与背光面做了平面化的处理，以减少巴洛克的跳动与起伏对画面“静穆与单纯”的破坏。背景上几何形的古代圆柱与拱门增强了画面庄重、严肃的气氛，但我们不能对这三个拱门做过多的联想，其实它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而这个抽象的象征却寓意更多。在大卫以后的一些作品中，如《马拉之死》、《雷卡米埃夫人》等，我们再次发现这种抽象性与以往古典绘画的黑背景不同，已变成他作品结构的一部分。大卫对画面的精心构思反映在各个方面，他从每一个侧面考察出现在画面上的各种成份对人的视觉的影响，这样他对整个画面的结构就特别慎重。在《荷加斯兄弟的宣誓》中我们能看到各种三角形与平行或垂直线的穿插，它们既稳定了画面结构也造成各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冲突，人物明晰的结构化处理也达到了简洁的效果，大卫在这一方面的探索最终将通过他的学生安格尔到德加和塞尚，并由此而开创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和蒙德里安的冷抽象艺术。

大卫·《雷卡米埃夫人像》，1800年，174x244cm，巴黎卢浮宫藏。


大卫·《马拉之死》，1793年，162x125cm，布鲁塞尔比利时皇家美术馆藏。

在随后的社会与政治动荡的日子里，他不仅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画家，二更看作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和革命者。他不仅领导进步画家与旧学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坚决支持处死暴君路易十六，而且以自己的作品参与到时代的斗争中去。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杀，震惊之下大卫创作了他的重要作品《马拉之死》。马拉是雅各宾党的领导之一、《人民之声》报的主编。马拉为了革命工作常躲在地窖里，因而染上了一身湿疹，而不得不每天数小时浸在浴缸里水疗。马拉的犀利笔锋刺痛了右翼的吉伦特党，于是他们派女保皇分子夏洛特·科尔黛以申请救济为名，潜入房间把马拉刺死在浴缸里。马拉的死，引起法国人民无比愤慨，一位名叫希罗的人大声疾呼：“大卫，你在哪里？”“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时发抖吧！这是人民的要求！”大卫在这里表现的是，马拉被刺杀在浴缸里，但他手中的便条和台上的文件声明马拉至死仍在为人民工作。这就更具有了悲剧的崇高性。

大卫·《萨宾妇女》，1799年，385x522cm，巴黎卢浮宫藏。


大卫·《拿破仑一世加冕》，1805—1807年，621x979cm，巴黎卢浮宫藏。


大卫·《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1801年，260x221cm，马尔曼松皇家博物馆藏。

1794年7月27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专政，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作为雅各宾党成员的大卫也被罗织了17条罪状而被捕入狱。经家人多方周旋，大卫最后因放弃原先信仰并作为有成就的画家而被释放，从此导致了大卫政治信仰和艺术上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反映在他这时创作的《萨宾妇女》一画中。此画题材源自罗马神话：罗马人因觊觎萨宾的妇女，常去抢夺萨宾妇女和他们的财产，因此导致双方长期的战争。为了不让自己的亲人和已与她们成婚的罗马人继续牺牲，她们抱着幼儿勇敢地冲上战场来阻止双方的拼杀。这反映了大卫要求和解与和平的愿望。而在艺术上，自1799拿破仑执政后，大卫也与以往不同了，他开始在像《萨宾妇女》、《拿破仑一世加冕》和《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这样的作品中注入了情绪和色彩的因素，而且他还在包括肖像在内的一些作品中试验各种不同的角色与用笔技巧。《拿破仑一世加冕》以其宏大的场面忠实地记录了拿破仑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隆重加冕仪式。当时拿破仑盛极一时，他傲慢地把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招来为他加冕，而且加冕时拿破仑又拒不下跪，而是把皇冠抢过来自己戴上。不过，大卫在此并没有表现这一情景，而是选取后面皇帝给皇后加冕的场面。此画尽管仍保持了他先前的古典主义风格，然而画面的色彩和紧张的情绪已表现出大卫新的倾向。整个画面富丽堂皇、金光闪烁，为了表现质感，许多地方色彩厚涂，具有了强烈的动感和情绪表现性。这使大卫在风格上造成了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始终着迷于传统的错觉术并将之与重大题材相结合，一方面他希望跨越时空的限制去寻找一个永恒的真理或纯粹的艺术，但也正因此大卫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错觉的艺术还能给艺术发展以新的激励吗？大卫的学生安格尔通过他的实践把这一追问推向了顶点。敬请关注318的下一篇文章——安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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