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欧洲古董市场吸引的中国买家

原标题：欧洲古董市场也吸引中国买家？

每年3月中旬，因为TEFAF，荷兰南部小城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会涌进几十万访客，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观众，人口规模甚至超过当地居民。同样的盛况在马城每年还有另外一次，著名音乐家、华尔兹之王安德列·里欧（Andre Rieu）回馈家乡的7月古典音乐会。

创建于1985年的TEFAF，全称“欧洲艺术与古董博览会”，早期以欧洲古典绘画和古董艺术品为主，参展商不过百家，荷兰本土就占了90%以上。香港文物鉴藏家、经纪人徐若齐回忆起20多年前参观TEFAF的经历时，直观感受便是“位置比较偏远，大多数观众是荷兰人，还碰见了他们的皇室成员。”欧洲皇室对于古董艺术品博览会的支持传统由来已久，如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BRAFA（布鲁塞尔古董与美术展览会），便是由比利时皇室授权的机构组织运作。

20世纪90年代，TEFAF先后增设现当代艺术和珠宝单元，依靠严格的审核与准入制度，在当地政府文化和商贸部门的推动下，TEFAF逐步从一个地方性古董交易会成长为今天的世界级艺术品博览会——270余家古董行和画廊覆盖欧洲、美洲和亚洲，荷兰本土展商比重已降至5%，近万件展品总价值愈10亿美元，常年客户名单里除了那些乘坐私人飞机前往的富豪买家，也不乏重要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收藏者。

而TEFAF这类博物馆级别的用户，时至今日，仍令来自北京的文物鉴藏家袁山开羡慕不已。长期活跃于欧美古董市场的袁山开，曾任皇城艺术馆馆长，坦言他在2007年发起首届“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时，对标学习的展会正是TEFAF。谈及当年的筹备工作，袁山开表示，不论是首次引入国际及港台顶尖古董商到内地参展，还是组织文物专家顾问对参展机构和作品严格筛选，乃至破天荒地将首都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等文博机构请进展会，都是希望可以看齐TEFAF的高品质，提供二级市场所没有的“保真”措施，让买家没有后顾之忧。“判断一场博览会成功与否，看的不是观众数量，而是配套服务和销售数字，当年的TEFAF，一个摊位几万美金起还供不应求，新的参展商需要排队候场，而那些资金雄厚的私人财团，都是买了艺术品直接装上飞机就走，因为从来不用担心买到假货。”

尽管过程诸多坎坷，但在时任市长王岐山和文物局局长梅宁华的支持下，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最终还是于2007年底在北京顺利落地。开幕前夕，袁山开一再要求所有嘉宾都能正装出席，“你看欧洲的艺术品博览会，在高雅的环境里，观众穿着隆重的礼服，他们对文化的崇尚是发自内心的。”

作为中国古董艺博会开拓者心目中的标杆展会，第32届TEFAF日前已经落下帷幕。3月14日，VIP预展首日以1250万美元成交的一件雷诺阿油画作品《加布里埃》（Gabrielle），来自参展的伦敦画廊Dickinson，给为期十天的交易季奠定了良好基调。相比往届，这一老牌展会在2019年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显著变化：

首先是主营现当代艺术的画廊新面孔的大幅增加，在参展商总数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有两位数的古董行和传统画廊出局，尽管后者仍旧是TEFAF目前的交易主体，但也传递出主办方试图吸引年轻藏家的新格局；另一个变化则与中国紧密相关。官方在开幕当天正式发布了《中国艺术市场报告2019》，并同期推出相关专题论坛，以取代持续多年的全球市场分析惯例，释放出欧洲传统艺术品市场对中国买家格外关注的强烈信号——虽然在过去十年，TEFAF一直主动邀请中国藏家和艺术机构参观，曾经的执行主席、现任古董部主席的本·杰森斯（Ben Janssens）本人也是经营多年的中国古董商，但针对单一地区作市场评估和研讨，则属TEFAF历史上首次。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中国的藏家认识我们。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之前我们去北京，他们很多人都从未听过TEFAF。”TEFAF现任CEO，帕特里克·凡·马里斯 (Patrick van Maris) 在阐述主办方针对中国市场的策略时强调。2012年，TEFAF曾尝试进入北京，比其设立纽约分支机构还要早四五年，但长达45天的文物报关周期和参展画廊的普遍信心缺失，让这次努力不了了之。言谈中，帕特里克既未回避中国观众眼下占比不足1%的事实，也毫不掩饰他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藏家的渴求。“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速度都十分惊人，所以中国市场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相比帕特里克的积极乐观，TEFAF新任主席纳内·德金（Nanna Dekkin）在论及中国藏家及市场前景时似乎更为冷静克制。这位曾担任纽约苏富比副主席和全球私人业务总监的资深艺术管理者，更加看重学术力量与市场因素的相互平衡，经济增长和手里有钱并不代表就会购买艺术品，面对新的藏家群体，兴趣的培养、知识体系的建立、文化的互相尊重，都是TEFAF未来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他以吴可佳撰写的《中国艺术市场报告2019》举例：“我们也希望为你们提供更多，因为如果我们不转变，别人也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

比如开头提及的徐若齐，在她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参观的有限印象中，TEFAF是中档类型古董商才会选择的展会：“里面的中国文物大多是外销品种，价格比店面稍贵，几乎看不到重器”。对长年与佳士得等顶级拍卖行打交道的她而言，哪怕是作为发起成员的荷兰本土高端古董行Vandervan，“在世界范围内也只能算是一般行家。”然而，近30年过去了，为数不多露面的中国藏家，在TEFAF的购买力却也一直停滞不前。

2009年，保利艺术博物馆和另一位中国私人藏家，分别购买了一件康熙粉彩瓷盘和一对青瓷花瓶；到了2018年，一支由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副会长带队的参观团走访了TEFAF，成员中不乏经常赴海外购买艺术品的古董收藏家，也仅仅带回一件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地中海文明琉璃器，在对TEFAF保真措施认可的基础上。

参观团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到荷兰南部，忆及去年的TEFAF初体验，“展览布置的水准和参观者层次”最令他们震撼——细致入微的服务一直是TEFAF的招牌，以2019年的展览现场为例，随处可见的精美花艺和各类酒水甜点只是标配，嘉宾甚至可以边逛展边享用厨师现切的西班牙火腿，或是新鲜出水的生蚝——但是对于可选购的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的质量，这批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藏家普遍表示失望。“首先大部分是西方艺术品，这些过去都没有研究，不懂，无法下手。其次是中国文物，没有太惊艳的，没有很多所谓的重器，比如夏商周青铜器，或是宋元书画，这些都没有。再说价格，明显比国内的拍卖会还贵，加上都是普品，且经营中国文物的古董商就几家，很难激发购买的欲望。”其中一位随团成员解释了他们空手而归的理由。

2019年赴马城的当代艺术藏家刘钢也有着类似困惑，他与嘉德艺术中心总裁寇勤一同受邀出席2019 TEFAF中国专题论坛。逛展之后才发现：“来自中国的艺术品以古董居多，有一家展售清朝时期的中国地图，要价40多万欧元，比国内高出好几倍。当代艺术我只见到陈逸飞、丁乙和魏立刚的作品。”

显然，面对来自东方、潜能巨大的新消费群体，摆在TEFAF和纳内·德金团队面前是一道长期课题：转型中的欧洲传统艺术品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买家，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