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富比的四个关键点

原标题：99艺术 |这就是苏富比！四个关键点去翻阅那个能撬动世界艺术市场的巨头

苏富比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拍卖行，它拍卖的物品遍布全球的每个艺术角落，贯古通今、涵盖了不同艺术领域。苏富比以其丰富伟大的艺术品珍品，吸引了无数富豪们的目光。不少富豪以自己能够在苏富比“一决高下”而自豪，更有不少投资人事通过在苏富比进行艺术品买卖而走上了富豪的道路。而回顾苏富比近三百多年的发展进程，它呈现出一段另类的艺术史——拍卖艺术史。

1744年（即乾隆九年）3月初，在英国伦敦有一处叫“科芬园”的果菜卉市场，一位叫山米尔·贝克的书商在此地举行了一场书籍拍卖会，书籍拍卖会共举行了十天。白天，买家可以欣赏和浏览准备拍卖的书籍，夜幕降临，拍卖官司开始主持叫价。

1778年，贝克将自己的外甥约翰·苏富比拉近拍卖行成为的合伙人，并使拍卖行的业务更上层楼。随后，又有不少苏富比家族的人加入其中。据文献记载，在1840年左右，一位叫山姆·李·苏富比成为该公司的王牌拍卖师，拍卖时，每当山姆·李·苏富比举起珍贵的文件或书籍，台下就一阵交头接耳的骚动。兴奋之情随着拍卖会进行而起伏，只有在拍卖官司落槌的那一刹那，拍卖现场才会有瞬间的寂静。

而正是由于山姆·李·苏富比的这种拍卖技巧，使得这家拍卖行声誉日隆。于是，“苏富比”也就成了这家公司的金字招牌。虽然苏富比家族与拍卖行的关系止于1863年，但其名称却保留至今，成为公司资产的一部分。自此，苏富比逐渐扩展，从拍卖书籍发展到拍卖各种各类的艺术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接近结束，苏富比的拍卖范畴已扩展至版画、勋章与钱币等不同类别。公司亦在1917年迁往举世闻名的伦敦新邦德街，从此成为苏富比的伦敦总部。

扎根在这条时尚大街的苏富比，宣告了其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进行多了元化的拍品整合。此时，名画与其它艺术品的成交金额开始超越书籍和文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艺术品市场逐渐形成。苏富比也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并且逐渐垄断了重要艺术品的国际市场。

从1744年创办至今，苏富比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全赖于几个个关键点，而在这几个关键点时，诞生了拍卖史上的一件件艺术精品：

关键点一：

彼得·威尔逊营销策略与塞尚的《红衣少年》

在苏富比发展的前200年里，拍卖行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地位可有可无。因为艺术家们看不起这种地方，而几乎所有的古典巨作，都由商人们私下交易。这一情形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改变，而这个拍卖行业的历史转折则归功于1936年接管苏富比的彼得·威尔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艺术品市场逐渐形成。苏富比也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在威尔逊的带领下，拍卖行逐渐打破了交易商对画作市场的垄断，苏富比也因此迎来了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威尔逊推出了“卖方最低保证金”制度：在拍卖前向拍卖委托人提供一笔保证金，以打消拥有珍品的人对珍品拍卖价格的顾虑。从此，带给了苏富比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声名远播。

威尔逊比对手们更早地意识到，艺术品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于是，1955年起，苏富比走出伦敦，在纽约、巴黎、洛杉矶、休斯敦等地开设办事处，强势扩张，逐渐垄断了重要艺术品的国际市场。同时，他抓住了印象派与现代绘画受到欧美收藏者的关注这一趋势，把许多新老藏家的绘画放在拍卖会上拍卖，推出了定位专拍的模式，举行了一系列的著名拍卖专场，令印象派及现代画作的拍卖成为苏富比的看家项目，将印象派艺术市场推向第一次高潮。

1957年5月，伦敦苏富比要拍卖10张梵高的自画像。当时新上任的威尔逊已经体现出了他的商业头脑，他说服董事会雇来JWT广告公司做拍前的宣传公关。正巧好莱坞刚拍了部梵高传记片《梵高传》，男主角迈克·道格拉斯还获得了这一年奥斯卡影帝的提名。JWT于是借势大为宣扬，收效颇丰。

当年7月，苏富比再次如法炮制，将第一次印象派专场拍卖的前期宣传外包给JWT。脑洞大开的JWT，这次邀请到年轻的女王陛下伊丽莎白二世前来观摩，让所有人大吃一惊。JWT抓住这个新闻点，大肆渲染，甚至说女王特别着迷于其中一幅德加的彩色蜡笔画《受伤的赛马师》，甚至考虑要亲自竞买——当然这不是真的，但这番炒作赚足了眼球。

而在他任内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拍卖会，一定是1958年的高尔施米特拍卖会。

当时正值印象派与现代绘画热潮急速窜升，吸引到1400个到场嘉宾；在短短21分钟内，卖出全部七幅作品，成交总金额高达78100英镑，是当时总成交金额最高的艺术品拍卖会。保罗·美隆以22000英镑夺得塞尚的《穿红色背心的男孩》，成交价是当时最高艺术品纪录的五倍以上。这场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轰动的艺术品拍卖会，更成为当年社会界的焦点新闻。

关键点二：

艾福瑞·陶伯曼的“根啤理论”与梵高的《鸢尾花》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上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动荡，苏富比当时也陷入危机，亏损连连，资产价值减少到2000万美元。

尽管市场与企业面对着不明朗的景气，美国企业家艾福瑞·陶伯曼先生（A. Alfred Taubman）与一群投资者于1983年收购苏富比。此后，一连串的改革和重要拍卖，进一步奠定了苏富比的市场地位。

1983年，以1.248亿美元收购了苏富比后，成为苏富比新主人的陶布曼，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陶布曼看来，“卖艺术品跟卖根啤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人们没必要买根啤，同样也没必要买油画。我们给他们这样一种感觉——这些东西会带给他们更幸福的体会”。

把之前主要服务于艺术品经销商的定位，改成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现代化零售商，不仅为顾客提供资金、保险、存储、艺术教育等服务，同时苏富比还提供渠道，让顾客能够变成收藏家。

他们拍卖美术品、古董、装饰品、珠宝等，一般每年举行春秋两季拍卖，并按成交价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获得利润。此外，也为私人交易充当经纪人和交易商，并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借款人可以用艺术品作抵押进行贷款。

随后几年内，苏富比在纽约、伦敦掀动亚洲艺术品拍卖“热潮”，特别是中国古代陶瓷比重逐年增大，颇受西方藏家青睐。苏富比的“看家”项目——印象派及现代画作，也以令人迥然而叹的价码成交。其中，梵高的《鸢尾花》在1987年于苏富比纽约即以5390万美元成交。

据统计，1989年苏富比在纽约与伦敦仅印象派与现代艺术作品的总成交值逾11亿美元。这些令人刮目相视的成交价及拍卖间穿插的戏剧性情节，都已被写入世界拍卖史的经典篇章。

在充满着可能性的 80年代后期，苏富比在纽约与伦敦拍卖的印象派与现代艺术作品，成交额已高达11亿美元。拍卖成交价一直节节攀升至超乎想象的地步，拍卖市场的蓬勃也吸引了全球媒体史无前例的高度关注。踏着一路成功的足迹，苏富比于1988年再度在纽约公开上市。

关键点三：

一群日本人，带动整个苏富比进入第一个天价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飞涨，泡沫膨胀，富人多了，购买艺术品的人也多了，艺术品的价格自然跟着飙升。西方艺术品，尤其是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在日本人的狂热购买下，价格疯涨。有评论家曾说“泡沫经济期间，日本经历了空前绝后的收藏印象派名作的热潮。

1990年5月15日，星期二，纽约佳士得。梵高的《加歇医生肖像》被视为近十年出现在拍卖场上的最重要作品。“起拍价2000万美元！”拍卖师以一次100万美元的进阶叫价。落槌那一刻，成交价已高达8250万美元。全场哗然。这一价格是之前梵高个人作品成交纪录的两倍，也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买家则是日本商人斋藤了英。第二日，斋藤了英又在纽约苏富比以781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成交价是他预计的两倍，但他说：“我的原则是得到我想要的，不管花多少钱！”

因为斋藤的购买，两家拍卖公司的单场拍卖总额均达到高峰，苏富比拍卖总额为2.86亿美元，佳士得为2.68亿美元。

当时，像斋藤了英这样天价购入艺术家的日本商人比比皆是。

在1987年时，日本画商真田一贯组织了18名年轻富有的日本企业家和他们的家人飞赴美国，开始了一次艺术学习和购买之旅。一趟下来，这些门外汉变成了疯狂的艺术品爱好者。当年苏富比秋拍，这些人买下了近半印象派画作，其中最贵10幅中的5幅都是日本人买下。

1987年3月10日，起拍价500万英镑的梵高作品《向日葵》在竞拍中扶摇直上，最终以远远超出估价的2250万英镑成交，创下当时梵高作品的成交天价，买家为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董事长后藤康雄；1988年11月28日，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在伦敦佳士得以2090万英镑买下毕加索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小丑》，与其竞拍这件作品的，也是一位日本买家；1989年11月，日本艺术商龟山茂树以2068万美元拍下德库宁作品《互换》，拍而未付（以2600万美元成交的毕加索作品《镜子》也是如此）；西武百货公司则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名作《睡莲》；地产大亨鹤卷智德购买塞尚的《水中倒影》也花了五百多万美元……

“日本收藏者通过他们的交易商来收购，而且品位特殊，喜欢印象派、后印象派，还有1900年到1950年期间的现代艺术品。”Artprice估计，1987年到1990年间，拍卖会上40％印象派作品落入日本买家之手。日本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场上吸进了价值约138亿美元的艺术品，占世界艺术品交易市场的30%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股日本收藏狂潮后，日本手上持有的印象派作品多达上万件，总价近百亿美元。而在这股日本收藏狂潮前，整个拍卖行上千万美金的作品都是凤毛麟角。如今回看那个时期的艺术拍卖虽然充满了“泡沫”，但不可否认整个日本的藏家靠着自身当时的财力，将当时的拍卖市场推上了第一个天价市场的同时，让苏富比等拍卖行进入一个春天和红利期，也让艺术拍卖逐渐被世人所知所晓。

关键点四：以拍卖带动艺术营销

而进入新千年以后，伴随着近当代的艺术品的崛起。苏富比以往印象派当家的格局也逐渐演变成印象派与现代、近代、当代的三分天下。而不少艺术家或作品类型，因在苏富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被大众熟知或成为热点（此处主要针对国内艺术界）：

2014年前，美国近代抽象艺术家罗伯特·雷曼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名气。即使是艺术圈内也鲜为人知，但在2014年11月11日，其一件“全白”的作品《无题》在以纽约苏富比以9261万元成交。此后国内媒体开始大规模接受这件作品以及罗伯特·雷曼的艺术。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巴斯奎特与藤田嗣治的身上。

201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龙美术馆以3900余万的天价拿下当时再国内基本没人知晓的藤田嗣治的《裸女与猫》，而在此后至今的拍卖市场中，无论是国内还是香港都时常看见藤田嗣治的各类作品。

201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日本藏家前天友作以7.6亿元拿下巴斯奎特的《无题》，此后的一年巴斯奎特大火，全世界各处不仅举办着他的展览，各拍卖行有着他的作品上拍和天价成交，而且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更将其与席勒对比，在2018年做起了两人的双个展。

而在2019年年初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估价仅为800万港币，最终却以1.16亿成交的KAWS 《THE KAWS ALBUM》后，其在拍卖市场更带起了一波“卡通”热潮。

这就是苏富比。回看苏富比近300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完全跟随了艺术史的脚步，它也用自身的影响力去带动了一批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进入了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