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沙龙】《现代性与地方性——后现代文化中的公共艺术》

讲座主题：《现代性与地方性——后现代文化中的公共艺术》

讲座时间：2016年8月27日(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讲座地点：关山月美术馆二楼报告厅

主讲人：冯原

讲座主要内容：

现代社会的现代二字，并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多是指一个区别于传统社会文化的新型社会的出现，今天我们用以认知世界的框架，并不直接源于各种传统文化，而是特定的现代政治和技术的结果。这一现象和过程可称为现代性。一百多年来，现代性的扩张使世界合并为现代社会，它划分出经济文化上的中心和发达，区分出地方性，也使得各种地方性的文化蜕变为传统。

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可以看成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象征性的开端。

广州中山纪念堂于1930年代初落成，这一宏大建筑可以看成是现代国家构建形象表征的载体。从广义上来说，现代公共艺术与纪念性的国家建筑具有相似的功能。

在这个进程中，公共艺术渗透于其中，并持续扮演着具有象征功能的角色。同时，又由于现代社会的性质，原来历史上服务于宗教和帝王的（公共）艺术形式退隐为“民族传统”，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现代公共艺术的主要目标，也因为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现代公共艺术的形式裂变成不同的方向，宏大的国家叙事型和抽象的现代主义型分别代表了两种主要的方向，并形塑出二十世纪公共艺术的总体面貌。这段历史一直延续到全球化进程中后现代文化的到来。

在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苏联馆和德国（纳粹）馆在塞纳河边遥遥相对，其鲜明的形象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一景象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纪以来用公共艺术来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典型例子。

20世纪的历史表明，国家主义的极权意志偏好宏大的形式，也使得公共艺术沦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工具。图为1930年代位于德国纽伦堡的纳粹大会堂。

现代主义之后的抽象艺术，生产了现代城市和建筑空间的“公共领域”，抽象公共艺术以对艺术自主性的申张，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古典或现代的纪念性艺术形成鲜明的对照。

2000年以来，以中国国家大剧院建设为背景，中国迈进了后现代文化的转型阶段，所谓的后现代文化，既具有现代性的结构遗产；又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文化中，原来对立于现代的传统和地方性，反身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意识形态与民间，其相互的位置均发生了变化。

作为社会表征的公共艺术，也在这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推力，并演绎出更多新的形式和表现手段。尤其是在当代的媒介社会中，大众文化和舆论的兴起，也介入到原来由国家意识形态支配的公共艺术领域。一种无边界的文化和各种借助传统而重新复活的文化相互混杂到一起，构成了当代公共艺术的多样化的面貌。

2000年前后问世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以摆脱传统符号的独立外形，宣告了二十世纪以来中西融合之路的终结，也为新世纪的中国转向一种媒介社会的公共领域，和新的公共艺术形式制造了新的起点。

2013年，著名的“大黄鸭”来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把一个最不具政治特征的“浴盆玩具”放大成纪念性建筑的体量，反而使得维港的摩天大楼相形见绌。这一现象可以看成是以公共艺术去实现“无边界”的后现代文化的例子。

本讲座将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追溯现代性的二元结构与公共艺术的位置，以岭南文化为例来分析地方性的形成演变过程，最后将以几个公共艺术案例，从艺术形式的视觉方法来讲解后现代文化中如何重新定义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位置的经验。

位于广东韶关的莞韶城中的“衣山钵影”公共艺术创作，取材于六祖惠能的南归故事，却运用现代的视觉形式来演绎传统的禅宗智慧，可以看成是后现代文化中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表现形式。

主讲人简介：

冯原，建筑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从事文化批评和视觉文化研究，空间设计和公共艺术创作，观念艺术创作。现为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主任，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广州名城委和广州国规委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和广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其主讲课程《视觉文化批评》为国家教育部首批网络公开课，出版文集《被压迫的美学：视觉表象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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